赵先生对农民战争史研究发凡起例的影响，还在于他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其中以孙祚民、孙达人最为知名。他们两人后来分别成为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两个学派的代表，使农民战争史从无到有，风靡一时．成为一门显学。现在看来，当年赵先生的一些观点也未必恰当、科学，对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存在着估计过高的偏向，但他对推动历史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否定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学术，无可厚非。

    中国土地制度史历来是史学研究中比较难啃的骨头，大量枯燥乏味的数据考证、纷繁多绪的历史脉络使许多人望而却步。然而，赵先生不畏艰难，勇敢地进入了这片园地。无论是多么高深的理论见解，多么繁琐的数据考证，他都能驾轻就熟，并且用形象和朴实的语言表达给读者。例如：他把两汉经济比喻成一个“球”，把中国封建王朝政策性调整的阶级实质比喻成三根“松紧带”。这些不仅是形象的比喻，而且起到一种功能性的隐喻作用，常常引发出一些话题，深化认识。他以独有的驾驭能力和概括能力为学术界奉献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成为该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在这方面，赵先生的贡献之一，就是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用简单、流畅的语言将土地制度私有由浅化到深化缓慢的演进过程勾勒出来。在对土地制度史的分析论述中，他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能生搬硬套，否则会削足适履，要灵活运用才行。在理论上，他“缘着马克思的启示，从人们财产私有制不断深化、纯粹化，而人们古老共同体和国家权力又不断阻止这种深化、纯粹化的矛盾角度，去一层层认识问题，一层层分析问题”。[1]二(P3)赵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解剖中国井田制的一把钥匙。他指出，“亚细亚”的全部特征在井田制的历史上并不完备，即有一些特征是没有的，如水利。这是赵先生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独创，也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赵先生正是从经典著作中得到启示，对史料悉心料理，对中国经济史的每一个关节精心检查，对周代半公社所有制的井田制度、魏晋南北朝的半国家所有制的均田制度、宋代和宋代以后的地主(相对)土地所有制找到了准确的解释。

    与土地制度史方面的观点相联系，赵先生对古史分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坚决反对把西周奴隶社会塑造成“鼎盛”，把当时的阶级关系只说成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尖锐对立，而排斥农业劳动中大量的自由民的观点。他认为，西周只能是奴隶社会的低级阶段。只有到了西汉，私有制才前进了一大步，社会总气氛才有一点古典经济的味道，而封建制又开始露芽。赵先生指出，从人类财产由公有向私有的总的转化过程来看，私有制夹在原始的和高级的公有中间，但它不能最终消灭公有，而只能最终为公有所扬弃，从而完成一个伟大的历程。

    赵先生从来就有一种“自我逆反”的性格，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用他的思想和感情，去激发对历史的反思、对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再次出现了文化热。赵先生不顾自己耄耋之年，又以他那趋时、超前的心态迎接了这场文化热。他热心致力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和明清思想文化的探索，于是文化史的研究又构成了赵先生研究的第三个重点。

    赵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左”的、简单化的倾向和在历史研究中“以论带史”、先定性后分析的研究方法，直戳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要害。他指出：“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很难定性某一思想家为唯物主义的，也很难定性某一思想家为唯心主义的。”[1]五(P51)将王阳明定性为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其不伦不类已达极度，政治和学术已经完全搅得分不开家了。赵先生主张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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