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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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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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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和乡地的产生反映了秦汉以后国家日益强固、社会日益散弱的社会结构变化趋势，为近代地方行政体制的建立留下了消极与积极的双重历史遗产。
王先明、常书红的《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以新的视角对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变动作了研究。文章认为，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在近代社会变动过程中，清政府借助各种机遇，试图将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会，却终未成功，却反而造成清王朝在乡村控制的相对“萎缩”。也正因为如此，这一结果恰恰又成为清王朝利用“政治近代化进程”大幅提升专制国家权力向乡村伸延的主要动因。因而，进入20世纪后的乡村权力结构，就开始突破了传统制度的框架，在“政治近代化”的话语中，加大了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扩展的力度和深度。
在近代乡村人口结构研究方面，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等。这方面的研究又分别集中在他的《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两部著作中。姜涛系统考察了清代至土地改革前中国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状况，通过历史对比研究，认为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城乡人口比重，“竟与一百多年前包世臣的结论惊人地一致，就不仅仅是一种巧合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具有其内在的稳定性。正是这种相当稳定的人口城乡结构，使得中国城市的发展于古代曾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而在近代以来却一直落在后面，并进而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差的国家之一。”（《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第171—172页）至于近代乡村人口结构长期稳定的原因，姜涛认为，近代以来缙绅地主特权垄断地位削弱，庶民地主大范围的发展，庶民地主与佃农、自耕农、半自耕农同属四民之中“农”之行列。因此，自清代至民国，乡村农民与地主，己没有明显的差异，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裕之农有能力养育更多的人口，从而增殖分化出更多的家庭。土地集中过程本身即已成为以后再度分散的条件，而失去土地的贫寒之家只能是宗嗣绵延的生存意义的失败者，正是这一“自然”的但却十分残酷的变动过程，保证了乡村人口的总体的阶级结构上的稳定。（《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3.)近代乡村社会文化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较少，但它所体现的学术价值和方向却令人关注。程歗、张鸣的《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颇具代表性。论文突破了传统的“教案”和“反洋教”研究模式，借助社会文化学方法和社会心理学方法，以近代教案为切入点，对于乡村民众视野中的基督教从其目的、行为、本源、人格画象传播后果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然后，又从文化心理角度揭示了如此洋教观所表述和所说明的深层内容。最后，对近代乡村社会洋教观的成因作了分析。文章认为，民教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教会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对他们如何看。各种讹言和教会自身行为的交互作用，在人们内心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判断和思维定势，从而“讹传才会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人们的行为，”使“教案达到了如此的广度和烈度，”因此，它既是乡村民族主义觉醒的一种表征，又为民族意识的近代化造成了障碍。论文的主题和方法论，似乎都具有一种新时期“史学”发展的趋向性意义。
晚清乡村社会在剧烈的变动过程中，传统社会中成型的教化模式不能不发生变动，与此相应的乡村民众的生活观念、人生态度、价值取向都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往此类研究主题不是宏观的叙述，就是多集中于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几近于无。王先明、尤永斌《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有助于这一方面研究的展开。论文认为，近代乡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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