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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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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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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华北农村的巫觋风习与义和团运动》（《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从浸透在乡村社会生活深层的巫觋风习的解析入手，对乡村民众巫觋风习的类型、缘由、方式进行了探讨，并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习俗与义和团运动的内在关联上做出力所能及的解释。认为义和团不是迷信了巫术才去和洋人作战，而是出于驱逐洋人的救国与自救的冲动，才选择了包括巫术在内的神秘武器。
6．）近代乡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国近代乡村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首先缘于近代以来乡村出现的严重社会危机和社会问题，因此乡村社会问题理当是乡村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郑起东《近代华北的摊派（1840—1937）》（《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以比较翔实的资料对华北乡村中的摊派问题作了研究。认为，晚清时期的摊派及差徭以各种名堂层层加码，至咸同时，各省的差徭摊派已约等于该省田赋数额的三分之一至全部。差徭过重且不公是清末政治动荡，丧失民心的重要原因。但民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其横加在百姓身上的摊派较清代更为沉重，有的竟接近全省平均每亩田赋和附加税的三十倍。无疑，超重的摊派，对于近代乡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近代农民的离村问题，在30年代就引人关注。发表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的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对此作了初步探讨。文章对农民离村的具体情形作了分类，并考察了农民离村的数量、比例、发展趋势及横向分布情况；然后，对造成农民离村的社会原因、国内社会环境作了考察；最后，对农民离村的消极影响也做了分析。当然，对于农民离村的“人口压力原因”的解释，还须进一步以更多的资料和有力的分析来剖析，对此，彭南生《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兼与王文昌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与王文昌将农民离村的直接原因归结为农业危机的加深、苛捐杂税的加重和连年的战祸与灾荒三方面相互作用，根本原因即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农村的加紧掠夺的观点有所不同，彭南生认为农民离村主要源于静态和动态的人口压力。可以说，在近代化进程中，农民离村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现象，但它所包含的内涵却十分丰富，也十分复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甚至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乡村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王印焕则系统考察了1928—1937年间河北农民离村后的地域流向和职业流向，并指出由此产生的双重社会影响：一方面促进了流入地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又具有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大片土地荒芜以及助长社会动荡的负面影响（王印焕：《1928—1937年河北农民离村后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出版）。对此，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另一角度作了较详细的研究。流民问题不仅是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一大社会问题，它也是超越社会制度而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该书依据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近代流民产生的原因、流民的流向、流民与近代社会的关系、如何解决流民问题等，作了尝试性的探索。
不难看出，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近代乡村史研究，其成果和发展路向都是令人欣喜的。尤其是相当一批研究成果在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传统模式，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家庭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如周晓虹、程歗、邓伟志等人的研究）已经融入了史学研究，而且社会生理学、生理医学（如李金铮《二三十年代冀中农村性比例失衡的实证分析》）等方法也被借用。可以说，新近兴起的近代乡村史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上。
在研究取向上，近代乡村史研究集中体现了当代史学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社会、由个体描述转向群体分析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史家对当代社会史趋向的自觉回应，其实也是近代史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一种必然要求。
但是，我们同时也会发现，由于研究领域的宽阔和理论方法的多样化与介入此领域的学者相对较少，在研究成果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学术碰撞却相应减少了。在这里很难见到以往近代史研究中集中争论的焦点问题和不同观点的论争景象（仅在近代农民离村的原因问题上有所表现）。对于相对集中的问题，如近代保甲制度等，也只是表现为视角的不同（如赵秀玲侧重于政治制度本身的演变，王先明则注重国家与社会在乡村控制中权力关系的变化方面）。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进入这一领域学者的增多，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和碰撞肯定将是提升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 （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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