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的产生及其兴衰过程、阶级属性、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模糊认识，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朱先生就开始研究军功爵制，意欲通过对军功爵制的产生、确立、发展、演变直至衰亡全过程的考察，“把这个长期不为史学家所重视，并已模糊不清的军政制度，通过研究，钩沉索隐，考证探微，寻找其来龙去脉，恢复它在历史上的原有地位，使它在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得以澄清。”[1](p3)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懈探索，他也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并使自己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之言。
一 厘清了军功爵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基本线索
1．春秋时期军功爵制的产生
所谓军功爵制，是指按军功(也包括事功)赐予爵位、田宅、食邑和封国的爵禄制度，是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而建立的一种封建等级制度，它与西周奴隶制下世袭的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制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西周宗法制下，各级奴隶主贵族地位世袭，其所受爵位也是世袭并固定不变的。五等爵制的主要内容是“授民授疆土”，受封者不仅辖地而且领民。在军功爵制下，不论身份贵贱、地位高低，所有臣民都有可能按其军功大小获得相应的爵位和利益，故又称因功赐爵制。但即使爵位最尊的封君，也只能在其封邑内“衣食租税”，并不能完全占有土地和人民。因此，军功爵制是对世袭的五等爵制的否定。
从五等爵制到军功爵制的演变，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急剧变化的反映。朱先生将军功爵制置于春秋战国奴隶制趋于崩溃瓦解和封建制逐渐产生确立的大背景下，结合春秋时期齐、晋、秦、越、宋、楚等国赐予“田宅爵禄”的史实，对其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考察，以翔实的资料和缜密的分析，证明军功爵制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并成为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笼络人心、吸引人才和壮大自己势力的手段。及至春秋晚期，军功爵制更成为他们向奴隶主贵族的夺权工具。西周奴隶制下的世卿世禄制和“工商皂隶，不知迁业”[2](p1942)的格局已被打破，出身低微的管仲和鲍叔牙、狐偃和赵衰以及孙叔敖等人，分别受到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的重用和赏赐。晋定公时赵鞅在誓师词中关于“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2](p2156)的承诺，既是军功爵制在晋国的具体运用，也是赵氏壮大自我势力的主要手段。通过这种制度，不仅大夫可得到爵位封邑，士人可因赐田而成为地主，而且庶人工商等身份者也可获得自由，甚至可由此步入上层政治舞台。这无疑是对西周宗法制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2](p1744。)的等级制度的否定。因此，“如果说五等爵制是西周奴隶主阶级所建立的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话，那么军功爵制就是适应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而建立的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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