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爵的政治、经济价值，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关联的。如占有田宅和减免租赋，既是经济价值，也是获爵者政治地位的体现。其他如出差途中各传舍提供的食宿、车马服务，皇帝赐予酒食的数量，以及死者棺椁钱的多少等等都是如此。不过，军功爵制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仅限于西汉初期吕后当政及其以前．此后军功爵制逐渐轻滥，到西汉末期，除高爵外，所谓“民爵八级”只是一种荣誉。到东汉时，连学识渊博的王充也不知道“民爵八级”有何用处了。这些论述，使军功爵制在秦汉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具体显现出来，并进而折射出军功爵制兴衰存废的历史轨迹。

三  军功爵制与名田制的关系

    名田制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这是朱先生一再强调的观点。他曾“对名田制的性质进行过反复探讨，认识也有一个反复变化的过程。起初认为名田制是土地长期占有制，后来又认为是土地私有制，最后又恢复是土地长期占有制的认识。但是，对于名田制始于商鞅变法，名田制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名田制就是秦的受田制等认识则是前后一致的”。[11]他在《军功爵制与名田制的关系》一文中，将军功爵制与名田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西周五等爵制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的话，那么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就是名田制。名田制与军功爵制是在井田制、五等爵制破坏的基础上，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两者又是同时遭到破坏，同时走向衰亡的。”[1](p141)春秋时期军功爵制与名田制的关系尚不明朗。到战国时期，各国法律中已有了根据爵位高低占有相应数量的田宅奴婢的规定。商鞅变法实行“明尊卑爵秩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正式确立了军功爵制和名田制。所谓名田，即以名占田，是根据户籍上的人名和军功爵位高低及其他身份不同，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宅的制度。汉高祖五年诏书中所谓“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之法，即指此而言。它是以户籍上有名为前提的，即所谓“上有通名，下有田宅”。[12](p20)在名田制下，不论有无爵位，都是由政府按不同的等级授予相应数量的田宅，并由接受者长期占有，一般就不再收回。因此，名田制实际是一种土地的私人长期占有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制。然而，政府对授出的田宅也并非完全放任不管，如对田宅的继承和买卖等，还是有所约束和干预，尤其不允许冒名占有他人田宅的行为，如《二年律令·户律》云：

    田宅当入县官而詐代其户者，令赎城旦，没入田宅。

    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勿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舍室。

    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

    代户、贸卖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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