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爵制是作为五等爵制的对立面而产生的。西周末年以来，天子衰微，诸侯崛起，奴隶制等级制度渐趋崩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私田的不断开垦，西周奴隶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井田制遭到破坏；世袭奴隶主贵族的腐朽没落，又使其自身失去了管理国家和控制局势的能力。与此同时世袭的等级观念已发生动摇，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受到挑战，“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亦不复存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各国诸侯，为了笼络人心、壮大自己以称霸天下，不仅在经济上采用新的剥削方式，而且在政治上从下层的士、鄙人和工商业者中选拔人才，因功赐予爵位、田宅的军功爵制遂应运而生。到战国中期以后，各国已普遍推行军功爵制，军功爵已成为人们政治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军功爵制在春秋时期对于地主阶级势力的发展壮大及其向奴隶主贵族的夺权斗争起过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到战国时期，军功爵制就成了新兴地主阶级巩固封建政权、打击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工具。[1](p18)虽然秦的二十等军功爵制基本上是商鞅变法时确立的，但在秦统一前后，爵秩和爵称都有很大变化。如商鞅变法时，在一级爵位以下还有校、徒、操三级，而在高爵中没有侯爵；秦统一后，取消了校、徒、操三级爵称，但在高爵中出现了侯爵。这种变化，正是当时社会政治和军事形势发展演变的反映。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争夺非常激烈，人心向背对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车兵是当时的主要兵种，除了征召黔首当兵外，还需要大量服杂役的奴隶和罪犯。在军功爵的一级以下设校、徒、操三级爵位，既是部队作战的客观需要，也带有争取包括奴隶和罪犯在内的广大下层群众支持的目的。至于在高爵中无侯爵，则是当时秦国国君尚称公而未称王的缘故。而秦国雷厉风行的贯彻军功爵制，其目的在于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将有无爵位和爵位高低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经济利益的大小结合起来，从而将全国都纳入战争的轨道，以适应封建兼并和统一的需要。秦统一后，各国间的争夺不复存在，以军功起家的官僚地主已完全控制了政权。加之兵源增多，步兵已取代车兵而成为主要兵种，军队中无需再征召奴隶、罪徒服杂役，原来为奖励徒隶的校、徒、操三级爵位也随之取消。

    汉承秦制，秦代按军功赐予田宅爵位的原则也为汉初统治者所继承，但秦与汉初以及在汉初的不同阶段，军功爵制的具体内容却各不相同。在秦统一战争和楚汉战争期间，为了争取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对立有军功的各级将士，都给予优厚的奖赏。然而，一旦时过境迁，军功爵制的具体内容也随之变化。正如朱先生所论：

在汉政权稳定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当权的统治者已变成既得利益集团，获得高爵的当权派，就尽量扩大自己的特权，而对于获得低爵的人，就不太关心，甚至是漠视，这就是低爵的待遇不断降低的原因之一。另外，秦实现统一，主要依靠政府军的力量，它可以使立有军功获得低爵的士兵，去役使无爵的农民。或让获有低爵、出身于奴隶的士兵，用爵位去换取父母和妻子的解放。刘邦实现统一依靠的是农民军队，他不可能让获得低爵的起义农民，去役使不起义，或起义而没有获得爵位的农民。同时，有些奴隶在起义中已经获得解放，获得低爵的农民军战士，也不需要用爵位去换取他们父母和妻子的自由。这也应该是汉代取消“乞庶子”和以爵位免除父母妻子为隶臣妾制度的一个原因。[1](p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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