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在当时非常流行,其使用也颇为混乱,连陈寅恪都曾用以指称某种社会力量、社会等级。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国内史坛的统治地位后,“阶级”更是成为学界乃至全社会长盛不衰的关键词之一。而在吴晗那里,“阶级”更接近于一个中性词,脱去了道德、政治色彩,实质上就是“集团”。
前述的《明代之农民》、《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都是将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进行整体考察的,这里不再重复。在《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中,吴晗描述了另一重要的社会集团——仕宦阶级的生存状况。作者指出,“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除了少数的例外,可以用‘骄奢淫佚’四字尽之。”这与农民集团适成鲜明对照。①通过两个集团的对比考察,明代社会的总体状况变得较为清晰。在《胡惟庸党案考》中,吴晗推求胡案的组构原因时,提到一个因素,即朱元璋与士大夫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朱元璋出身寒微,既恐知识分子嘲笑,又怕其不为所用,因而对士大夫集团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政策。在胡、蓝二狱中所杀的几万人大部分属于知识分子,其他文士,凡和明太祖稍有瓜葛的也都不得善终。②在这里,吴晗没有胶泥于朱元璋与胡惟庸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从集团关系入手,为胡案的发生提供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因此,集团分析不再将目光停留在个人身上,而更注意个体的集合,关心个人与集团、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有助于认清社会的结构特征,进入历史的幽深处,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
史学研究会大部分成员都涉足经济史,正像汤象龙所认识到的,在这一专门领域,现象和问题的分析需要“经济法律统计等科的知识,非比一种普通的单纯的研究”。③与经济史距离最近的是经济学。当时西方经济学已传入中国,所以他们的研究中大量吸取了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广泛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术语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从学理层面言,这是因为经济学能够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主要的理论框架。正如凯恩斯所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④借助于经济学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不再限于事实描述,从而告别了“食货”式记述的传统模式,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科遂告确立。
谷霁光的《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一文⑤,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省察中国历史上的重农轻商问题。他提出四点:一是资本之剥夺,二是官商之操纵,三是商业资本之偏枯,四是工商之畸形发展。显而易见,作者的叙述和分析是在现代经济学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更为可贵的是,谷霁光意识到西方经济学观点与中国经济思想之间存在歧异,因而反对盲目类比。他说:“近人每好以重农主义,相当于西洋经济思想史上之Physiocracy,而以管子书中之重商学派,相当于Mercantilist,此亦须加审慎。”⑥因为中西历史背景不同,思想差别甚大,不能作单纯对比而忽视其差异。这表明谷霁光运用西方经济学已超出了简单模仿的层次,而能深识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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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晗:《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1935年4月19日(上海)《大公报》,第8版。
②吴晗:《胡惟庸党案考》,《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6月。
③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④转引自昊承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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