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的《明代之农民》、《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都是将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进行整体考察的，这里不再重复。在《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中，吴晗描述了另一重要的社会集团——仕宦阶级的生存状况。作者指出，“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除了少数的例外，可以用‘骄奢淫佚’四字尽之。”这与农民集团适成鲜明对照。①通过两个集团的对比考察，明代社会的总体状况变得较为清晰。在《胡惟庸党案考》中，吴晗推求胡案的组构原因时，提到一个因素，即朱元璋与士大夫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朱元璋出身寒微，既恐知识分子嘲笑，又怕其不为所用，因而对士大夫集团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政策。在胡、蓝二狱中所杀的几万人大部分属于知识分子，其他文士，凡和明太祖稍有瓜葛的也都不得善终。②在这里，吴晗没有胶泥于朱元璋与胡惟庸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从集团关系入手，为胡案的发生提供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因此，集团分析不再将目光停留在个人身上，而更注意个体的集合，关心个人与集团、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有助于认清社会的结构特征，进入历史的幽深处，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

    史学研究会大部分成员都涉足经济史，正像汤象龙所认识到的，在这一专门领域，现象和问题的分析需要“经济法律统计等科的知识，非比一种普通的单纯的研究”。③与经济史距离最近的是经济学。当时西方经济学已传入中国，所以他们的研究中大量吸取了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广泛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术语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从学理层面言，这是因为经济学能够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主要的理论框架。正如凯恩斯所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④借助于经济学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不再限于事实描述，从而告别了“食货”式记述的传统模式，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科遂告确立。

谷霁光的《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一文⑤，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省察中国历史上的重农轻商问题。他提出四点：一是资本之剥夺，二是官商之操纵，三是商业资本之偏枯，四是工商之畸形发展。显而易见，作者的叙述和分析是在现代经济学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更为可贵的是，谷霁光意识到西方经济学观点与中国经济思想之间存在歧异，因而反对盲目类比。他说：“近人每好以重农主义，相当于西洋经济思想史上之Physiocracy，而以管子书中之重商学派，相当于Mercantilist，此亦须加审慎。”⑥因为中西历史背景不同，思想差别甚大，不能作单纯对比而忽视其差异。这表明谷霁光运用西方经济学已超出了简单模仿的层次，而能深识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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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晗：《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1935年4月19日(上海)《大公报》，第8版。

②吴晗：《胡惟庸党案考》，《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6月。

③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④转引自昊承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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