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唯物史观派巨大的包容性使史学研究会得以归入其中。与习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所区别，唯物史观派史学政治色彩较淡。唯物史观一词更倾向于指称一种学理，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唯物史观派史学不必以政治立场为前提，只要在学术上认同唯物史观的理论假定，遵循唯物史观的实践准则，就可归人此派。无论是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范文澜和侯外庐等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家，还是食货派、中青年期的吴晗等以往难以确切定位的人物和团体，都在大的唯物史观阵营之中。③例如，在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参加者的观点五花八门，但都处于唯物史观大的话语系统之内。他们纷纷以“历史唯物论者”自命，人们亦皆以此视之。当时王礼锡就指出：“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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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第161、167页。

    ②详参王学典《“年鉴范式”：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及《两大学术谱系的对立与整合》，载《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笔者对此已有专论，详见《<食货>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和《20世纪30年代吴晗史学述论》(《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①顾颉刚也认为陶希圣、郭沫若、翦伯赞同是以唯物史观来理解中国历史的。②这一派别不仅在思想界、文化界影响广远，而且在学术界也是一支劲旅。它不仅包括以广场、庙堂为舞台的非学院派，而且不乏潜心书斋的学院派。在治学风格上，唯物史观派内部也具有多样性：有坚持理论先行，注重社会形态更替等宏观问题探讨的，也有理论与史料并重，多用力于某一时期的重要制度等中观问题研究的。总之，唯物史观派的指涉相当宽泛，涵盖内容十分丰富。这并非笔者有意放大其学术形象，而是为了复原被后人层层过滤掉的历史颗粒，最大可能地逼近当时的真情实貌。

既然史学研究会归属唯物史观派，它的出现，就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提示着整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动向所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派平地崛起，构成了对史学界的巨大冲击。但他们不幸走入极端，对史料工作注意太少，往往驰骋议论，其作品中充斥着西洋史上的名词，而未曾真正触及中国历史的核心。即使在他们的优势——理论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教条主义的误区，单凭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使用贫乏的历史资料，填入公式，加以推断，达到预设的结论，以至其作风，已渐为世人厌弃，呈日渐式微之态。1934年史学研究会的破茧而出，透露出唯物史观派开始调整自己的运行方向的信息。与社会史论战时期不同，史学研究会非常重视史料工作，又能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避免流于细小琐碎。显然，它从其对立面——史料学派那里获益良多(吴晗、罗尔纲是直接从史料学派内部成长起来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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