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联袂。他说：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①。梁启超从方法论角度为新史学指示了门径。后来何炳松、朱希祖等人也极力促成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但此时，这一工作主要是为满足大学历史课程讲义的编写和教学的实施。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社会科学化远非当时中国学术界所能承受。②到了30年代，斗转星移，情况已颇为不同。西方社会科学不但在中国学界落地生根，而且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从《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可略窥一斑。30年代的社会科学类书籍在数量上呈激增的趋势，而前此则甚为寥落。所以，这时史学成功转向社会科学化路线已具备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史学研究会成员顺应时代潮流，大量援用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和解说中国历史现象。由于他们的研究中心在社会经济史，所以主要借取以上三种社会科学。
张荫麟对跨学科的方法有过公开的提倡。在谈到治国史的预备工作时，他表示要“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可以看出他对其他学科对研究历史的辅助功用已有所认知。张荫麟还曾以人类学理论评价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认为郭著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张又列举了这条研究古史的路径的三种优点，并提出此一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的遵循的”。③从这一评价中，张荫麟的立场也显露出来。在当时的上古史研究中，盛行的是“疑古辨伪”的方法，是史料考订的方法，而张氏却将郭沫若的跨学科方法提示出来，表明他对这一路径的认同。但同时张荫麟对郭沫若的方法运用又提出尖锐批评：郭先生“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穿凿牵强的地方”④。郭沫若所推崇和运用的摩尔根的人类学已经过时，其缺陷也被充分揭示，但他不知此情，反而将之作为一种先进的理论。张荫麟深刻、道地的洞察，源于对人类学等学科的熟知。而通常对郭著的评价，或称颂其以唯物史观为指引，或推许其对考古资料的运用，即使注意到摩尔根等人类学者，也始终未能点破其跨学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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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52页。
②桑兵：《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素痴：《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2年1月4日(上海)《大公报》，第8版。
④素痴：《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2年1月4日(上海)《大公报》，第8版。
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为人类社会。它对人类社会的结构方式和运作规则的揭示，为历史学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整合几乎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吴晗在其明史研究中则出色运用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尤其是集团分析法。他主要使用了“阶级”范畴进行分析。有必要说明一下，“阶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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