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精神”、“理性”和“自由”等是也。另一类是批评派的解释，它的作用是将许多孤立的史实的真正关系寻找出来，使历史事件成为可以理解的。余英时进而指出，后一种解释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离开了这种解释，历史学便根本不能成立。⑤或者说，玄想派的解释主要是一种哲学的解释，批评派的解释基本是一种史学的解释。根据这一区分，史学研究会成员的历史解释、诠释倾向于批评派一路，与玄想派距离甚远。他们皆立足于史料与史实，推求其有机联系。因此，以今日之眼光来看，史学研究会成员的诠释工作不但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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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罗尔纲《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1936年5月21日(南京)《中央日报》，第3张第2版。
②此处据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③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1942年10月27日(重庆)《大公报》，第2版。
④李埏：《张荫麟先生传》，《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33—43页。
⑤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7、238页。
史学研究会的出现，标示着史料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松动，史学界正在调整自身的运行方向。其实，这本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因为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首的史料学派对中国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从“考据”层面完成了本土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他们发起的新考据学或曰“新汉学”运动是以史料整理为中心内容的，因而史料与史学被有意无意间等价起来。这一倾向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在清代考证学风弥漫于世时，章学诚即提出“学问”与“功力”、“史纂”“史考”与“史学”、“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记注”与“撰述”之间是有所区别的①，这几组对立的范畴，均基于历史学具有两个层面的认知。清季及民初史学界，无论是沿清代考据之学疑古之风，从事古史整理与辨伪者，还是沿清代赏鉴古玩之风，进而为殷墟甲骨流沙坠简之研究者，抑或应用西洋考古、地质、人类等科学以从事发掘，而作史前文化之研究者等等，都是所谓比次之书，考索之功，即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②这只达到了史学的第一个层面，至于其第二个层面，史实的综合贯通则尚未涉及。但依章学诚的意见，须在这两个层面皆有所作为，方可缔造完整形态之历史学。准此而言，史学研究会实证与诠释并举，史料与史观兼顾，其所遵循当为再造中国史学的正确路径。考虑到当时诸史学流派多在两层面之间顾此失彼、执其一端的局面，研究会成员能不偏不倚、从容有度地对待这一史学基本问题，愈显其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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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中“章学诚之史学”，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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