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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②《发刊词》，1935年4月30日(天津)《益世报》，第3张第11版。

与梁启超的论旨一致，吴晗对以往的历史撰述中过分铺张所谓英雄人物的事迹颇有微词，他在一篇文化史书评中说：“英雄对于历史的贡献，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一部文化史的性质，决不等于一本英雄传之以专门描写英雄们的性格，行动和功业来满足浅薄者的夸大狂。”①吴晗本人的史学研究，也贯穿着这一认识。在《明代之农民》一文中，他对明代农民的生存境况作了较详尽的考察。他写道：“农民人数最多，和土地的关系最密切，对国家的负担也最重。他们的生活最值得我们注意。”农民承担着沉重的赋役，“除了对国家的以外，农民还要对地方官吏，豪绅，地主……尽种种义务，他们还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剥削。”农民田产被侵夺，地主、皇室及外戚，尺寸皆夺之民间，导致逃民、流民的产生。而招抚逃民政策的虚设，又使农民逃亡的情形日甚一日，终于引发了几次空前的农民叛乱。②作者着眼于地主集团与农民阶层的利益冲突，探明了造成明代农民悲惨命运的缘由所在。此外，在《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及前面提到的《<金瓶梅>一书的著作年代及社会背景》两篇文章中，吴晗对农民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同样清晰可见。

    在史学研究会中，罗尔纲的太平天国研究是探寻民间历史最突出的例证。其实，太平天国史这一选题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民间取向。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运动，是一场下层颠覆上层的造反运动。在旧史家的笔下，太平天国一直被目为“贼”、“寇”，而罗尔纲并未因循陈见。他不但对这一运动的产生背景和发展历程加以描述，而且深入探析了它的性质、失败原因和对此后社会的影响。罗尔纲将太平天国运动定性为贫民革命，并认为它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贫民革命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尽管梁启超首倡的重“民史”轻“君史”的思想流布已久，但真正将其落实到史学实践中的成果并不多见。这在其时大量涌现的通史著作中体现尤为突出。梁氏甚为推重的夏曾佑所作之《中国古代史》几乎对民间普通人物视而不见，即是一个显例。到1937年顾颉刚还说：“今之讲论通史者，所言尽于政治大势，罕有从事社会状况者。”③既然是政治大势，则关乎基层社会者甚微，顾氏对通史中缺乏社会史、民间史的记录感到不满。而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却能对民间下层群体有所措意，虽篇幅不大，但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

    张氏自称其通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④，似乎侧重于制度史、思想史和精英史的叙述，实际上，民间历史和下层社会并没有被放逐到视野之外。最典型的当属《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作者用两节来讨论“奴隶”和庶民的生存状况。通过对古代典籍遗存的考索，张荫麟分析了“奴隶”的来源、劳动分工和地位，勾勒出这一阶层社会生活的大体轮廓。在谈到庶民时，作者将之与“奴隶”作了比较，指明二者的重要差别所在。张荫麟还特别注意到当时的几次“民变”，觉察到“民众的抬头”，揭示出民间蕴藏的潜在力量。在论及周代的家庭时，作者说：“庶人的家庭状况自然不会被贵人身边的史官注意到，因此现在也无可讲述。”⑤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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