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体现在史学研究会将研究重心设定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上。

    《现代史学》杂志的创办人朱谦之曾指出：“现代是经济支配一切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既不是政治史，也不是法律史，而却为叙述社会现象的发展，社会之历史的形态，社会形态的变迁之经济史或社会史。所以现代史学之新倾向，即为社会史学、经济史学。”②但在中国，自清代以来，“食货之学”即社会经济史却留下了一片空白。20世纪初的经济史研究也只是星星之火。1906年出版的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历史》、1908年出版的陈家焜的《中国商业史》等部门经济史论著叙述简略，结构粗糙，显然尚处在起步阶段。占据史学界主流地位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史料学派在社会经济史领域无所作为，其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等人均无意于此。尽管胡适在其“中国文化史”撰述计划中列有经济史一项，但他的学术兴趣集中在思想、考据方面，经济史远非其意向所趋。顾颉刚承认“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并提议从地方志中寻求经济史料③，然而，他未能沿着这一思路展开自己的研究，其论究中心和成就所在依然是“疑古辨伪”。盛行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极大地扭转了这一局面。人们纷纷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围绕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而应用唯物史观必然导向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的注意，故此论战大大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史的兴趣，史界风气为之一变。但社会史论战的参加者的直接目标是重构中国古史体系，而非专事社会经济史研究。因而他们的讨论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模式牢不可分，所举的经济史实只是作为证据而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某种理论图式的附庸。甚至有人认为社会史论战只是“中国史的社会学解释”，而不是社会史研究。④所以，对社会经济史的系统考察尚未出现。

    到了史学研究会那里，中国社会经济史才以独立的姿态登场。

在发起研究会之初，吴晗约请会友时，曾说：“我们组织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经常一起聚会，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⑤吴晗此处的新史学所指为何，并未明言。而汤象龙在《太平天国史纲》的序言中则认为新史学应当“叙述文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以整个民族或各民族的发展为主体，记载他们多方面的活动”。⑥社会经济史性质的《集刊》发刊词表述得更为直截了当：“在我们认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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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师渠将张荫麟归入学衡派，认为他与学衡诸公在史学方面取径一致，见《学衡派史学思想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的归类似更为合理。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排除张荫麟与史学研究会成员间存在相似之处，这也是本文要侧重叙述的。

②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朱谦之序，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

③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

④陶希圣：《八十自序》，(台北)《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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