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民歌中泄露的关于婚姻制度的消息。在这里,张荫麟表达出对以往贵族史官的不满,他自己从民歌入手窥探庶民的婚姻状况,又不可不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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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晗:《李继煌译述的高桑氏<中国文化史>》,《选集》第1卷,第436页。
②吴晗:《明代之农民》,《选集》第1卷,第576—603页。
③见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抄》甲集三册“顾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④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⑤张荫麟:《中国史纲》,第27—33、36、37页。
即使在叙述历史上精英人物的业绩时,张荫麟关注民间的立场也隐约可见。他总结孔子教育上的成就首先提到的就是孔子的“有教无类”,进而指出:“这件事看来很平常,在当时实是一大革命。这是学术平民化的造端,这是‘布衣卿相’局面的引子。”①视“学术平民化”为空前成就,指认学术的雨露撒向民间是“一大革命”,作者的价值立场、评判尺度已不言自明。在论及“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响”时,张荫麟特别谈到一个事件,即董仲舒向武帝建议裁抑富家和救济农民的方法,他不无激动地说:“这是第一次学者为农民向政府请命:这是封建制度消灭后农民生活的血史第一次被人用血写出。”②作者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体的同情态度已跃然纸上。故而张的好友贺麟说,张荫麟每述到历代的政治家的社会政策或社会改革思想时,亦每加以同情的解释和着重的发挥,《中国史纲》一书,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还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③张荫麟晚年治宋史时,还注意到宋初下层社会的暴动,即王小波、李顺起义。他认为这一事件“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是“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可“当世无道及者,今故表而出之”,乃撰为《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文。④由此可以断言,关怀民间历史应为张荫麟的一贯倾向。
有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可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眼光向下”,二是“自下而上”看历史。前一层次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民众的生活史,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其立场、视角可能仍带有旧史学“自上而下”的特征。后一层次则意味着立场的调整,是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现象。⑤应该承认,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总体上处在“眼光向下”的层次上,存在“有下无上”、过于琐碎等弊端,未从根本上触动旧史学的固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旧史学的拾遗补缺。然而,“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倾向此时也已萌发,它并不回避过去笼罩在政治史范式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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