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自下而上”的眼光重新打量它们，从而导致对传统史学的全面改造。史学研究会成员的实践，就不仅是“眼光向下”的结果，更是“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产物。吴晗研究明代的农民、“流寇”，从民众的立场揭示出当时种种社会危机。罗尔纲探析太平天国史，置换了以往的庙堂立场，充分注意到这一民众运动的社会影响。张荫麟也站在基层大众一边，其《中国史纲》中的民史内容处处关乎社会结构与趋势。因此，他们在描述民众的历史经历的同时，将之与整个社会的兴亡变迁联系起来，做到了“自下而上”、“有下有上”。
史学研究会民间立场的另一方面，即创造大众历史不但要转换观察的焦点，还应以普通大众为读者对象。他们撰写的中国历史，不单为专家学者而作，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一般读者的接受能力，有利于史学走出象牙塔，降落民间，融人社会。采用大众所能理解的表述形式，普及历史知识，这样，学术就不再为知识阶层所垄断，普通大众亦可参与其间。这一学术民间化的取向，为中国史学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其意义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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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荫麟：《中国史纲》，第87页。
②张荫麟：《中国史纲》，第205页。
③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思想与时代》第20期，1943年3月。
④详见《清华学报》第12卷第12期，1937年4月。
⑤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者》，《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据罗尔纲回忆，史学研究会成立之初，还策划、酝酿出版一套历史小丛书，拟定并通过了写作计划和题目。可惜后来由于印刷条件困难，未果。已问世的仅有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一种。罗书的读者对象设定为中学生，因而大量材料没有用上，带有学术考证性质的文字也未收入。《太平天国史纲》深入浅出，叙事简明扼要，而又不乏精到见解，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的《大公报》誉之为具备时、地、人的条件的好著作。《剑桥中国史》也认为此书“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①。这不仅体现了罗尔纲个人的学术成就，也证实了研究会计划出版历史小丛书的可行性，至于这一计划的暂时搁浅是另一回事。直到建国后的1959年，已身居北京市副市长之职的吴晗仍念念不忘于研究会的夙愿，调配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并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这终于圆了30年代史学研究会的旧梦。《中国历史小丛书》的面世，赢得了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它必将作为新中国史学的一项重要成就载入史册。②而追根溯源，我们又不得不敬佩于史学研究会同人的眼光之高远。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此书不但学术含量高，其叙事简洁、文笔优美也是一大特色。张荫麟受教育部之托为中学生编写一本通史教材，因而他在写作中“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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