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④《史料参考》，《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初以两篇考证文字震动学界的谷霁光提出史料鉴定的必要性。他在《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后记》中说：“中国古代典籍，颇多改窜，尤多赝伪。若不严加鉴定，必易致误，此古史研究所以疑难滋多，亦莫由澄清也。”以经济思想史领域言，“近人每喜附会现代术语，或西人著述，分析古人思想及古代学派。既不精密鉴别史料，复不注意其环境或背景。其论断不惟支离破碎，且悖于史实。”①谷霁光批评简单套用现代时髦理论的倾向，提示史料鉴别工作之不可或缺。若史料真伪莫辨，则史实之建立无从谈起。谷氏此论，很难说不是受到了顾颉刚等人的“疑古”思想的影响，与史料派论调极为相近。

    汤象龙曾就史料的发现与近代史研究日盛的关系做过专门论列。他指出：近年来一般青年中研究中国近代史者日见增多，同时重要史料的发现也愈来愈多。此种现象正为我国历史学界的一种可喜的事体。研究者既多，史料的发现自益多；史料益多，则更足引起多数人的研究。此二者互为因果。他还特别提到故宫文献馆印行的各种史料，中央历史研究所以及私人刊行的各种史料，有“可纠正过去历史许多错误者，有可开后来研究史学一新纪元者”。②从中不难看出，汤象龙对新史料的发现在史学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予以了充分的估计。

    值得一提的是，该刊尤其重视档案史料。他们认为研究历史有两大困难，其一就是资料缺乏，档案史料价值颇大，档案是史料的最可宝贵的源泉，用严格的批评眼光来看，固不能说档案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数目都是千真万确的，但这种资料的可靠程度极高。在史料极端贫乏的中国，档案的价值实在无与伦比，特别是在近代财政经济方面。为此，《集刊》特辟《明清档案专号》，分别由吴晗、徐中舒等对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北京大学所藏档案作了分析，为其他研究者了解这些档案和查检利用提供了莫大助益。③史学研究会自身也通过对这些数量浩繁的档案的整理，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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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谷霁光：《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后记》，《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

②见汤象龙评《远衷集》，《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月。

③《明清档案专号》，《集刊》第2卷第2期，1934年5月。

④详参粱义群《清代档案与三十年代的经济史研究》，《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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