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金兆梓：《通史新诠》，《新中华》第4卷第19期，1936年10月。

四、参用多种学科的研究门径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指出：“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③这一“科学化”取向，不仅体现在新史学的学术旨趣、研究对象的变更上，更离不开治史方法的革新。即使对于旧有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一旦方法变换，同样可以凸显新意。胡适等人即以“科学方法”自我标榜，但他们的方法充其量是“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文献材料整理术”和“以内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④，就其实质而言，仍不出乾嘉学派的途辙。即使被誉为“新史学的开山”的王国维所首倡的“二重证据法”，也只是实证范畴内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与传统的训诂、校勘和考据诸方法并用，固然可以发明新说，但一涉及史料解释，进入史事重建层次，它就无能为力了。傅斯年略高一筹，他提倡以多种学科的知识来推动史学研究。傅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气象、天文等学科，无一不可作为治史的工具。但他又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⑤可见，傅斯年主张的跨学科只限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工作又止步于史料整理，这使他只能在史料学派的圈子内徘徊，永远无法领会现代史学方法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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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自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第140页。关于胡适“科学方法”的局限，在个案研究方面可参看陈峰《1920年井田制辩论：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文史哲》2003年第3期。

    ⑤傅斯年：《历史语言所工作之旨趣》，《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直到西方社会科学诸学理的输入，中国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概念工具和研究门径开始向历史学进行大规模渗透，使其日益科学化、精密化。仅此一端，已足以让新史学凌驾于传统史学之上。史学社会科学化进程是以20世纪初叶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为起点的。梁启超主张开放性研究，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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