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节省”③。自近代以来，史学科学化的追求促使中国历史学逐渐建立起一套共同遵循的标准、规范，著作引文、注释等皆有一定的要求④，这无疑对维护学术的严谨性大有裨益。但对于未经学术训练的普通大众来说，往往感到陌生、隔膜，可望不可即。科学化与通俗化似乎成为一种两难选择。而张荫麟不为著作形式所囿，巧妙地化解了这一困境。他使精深的历史知识与通俗的文章技巧相结合。《中国史纲》没有大段大段的史料铺陈，省去了枯燥乏味的考证文字，其文笔摇曳生姿，引起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通览全书，自商代至秦汉的历史在作者优美从容的笔调下缓缓流淌，毫无窒碍。与我们不能将此书视为寻常的通史教材而更应看作是上乘的学术著作一样，张氏运用优美文笔、“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的表述策略亦当是创造大众历史的一种手段。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史学研究会创造民间历史的意向甚为明确，但用以证明此点的材料却相对缺乏，这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无关系。像梁方仲、谷霁光、汤象龙等人多依据清代大内档案，致力于近代经济制度的探究，史料和对象的双重限制，使他们无法涉足民间历史。⑤要从其研究成果中寻觅下层社会的影子，的确有些勉为其难。但我们着意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史学研究会，并不强求每个成员的学术趋向尽合于我们的论旨。况且，这在事实上恐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这一评价见于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68页及《太平天国史》第1卷“汤象龙序”。
②到1962年，此书已出满100册。吴晗还主编了《外国历史小丛书》和《中国历史常识》，可见他为创造大众历史、普及历史知识不遗余力。
③张荫麟：《中国史纲·初版自序》。
④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中就提出史学著作应加脚注、附列参考书目等事项，见何著《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90—92页。陆懋德也强调著书“注明材料出处之重要”，还应师法西人附列参考书目、编制索引、图表等，见陆著《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第116—118页。
⑤尽管如此，汤象龙还是认为，民间史料值得注意，如农民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经，以及其他关于量的性质的记载。见《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永远难以做到。就总体而论，史学研究会在重构民间历史方面的成就及影响还比较有限，其意义更在于预示了一种研究趋势。中国史学界的工作重心真正开始大规模向民间社会转移，要等到40年代范文澜、翦伯赞和吕振羽等人的一批通史著作的问世。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