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丛考》吴晗序，正中书局1943年版。

    ④参见罗尔纲《困学丛书》(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6页。

与吴晗一样，罗尔纲与胡适也有着师生之谊。所不同者，罗尔纲更能沿着胡适指点的学问之途前进。在问学之初，他几乎唯胡适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追随胡适。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即始于史料的辨伪考证，他“一点一点地把太平天国史上的伪传说、伪文件逐步推翻去”，陆续发表了《贼情汇纂订误》、《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洪大泉考》等文章，一本师教。在《太平天国史纲》自序中，罗尔纲认为写太平天国史有两件难事：第一，关于史料的考订方面，前人是不曾替我们做过这一件工作的。没有鉴别史料眼光的人，便看不出史料的真伪，史料的真伪不辨，据以成书，则去“信史”必远。第二，关于写作态度方面，须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不容有丝毫成见掺杂其问。第一项仍是对史料工作的强调，不必多说，第二件事却已涉及史观的取舍。将太平天国斥为“发逆”，或尊为“革命先烈”，都是基于一定的史观作出的判断。而作者声称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既然要表达一种态度，就必有一种史观为依凭，成见或偏见是不可避免的。这表明，主观上，罗尔纲是一味考据求真，但事实上他又不能不有所评价，有所议论。这并非笔者妄自推测，在罗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一文中已现端倪。他的这篇史论式短文，作出了“清代士大夫好利”的局部性概括论断①，没有像胡适要求的那样“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胡适阅后，大为恼火，严厉斥责罗尔纲。罗尔纲也不胜惶恐，立即致书胡适示其悔意。但奇怪的是，稍后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仍收录此文，个中奥妙，颇费思量。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罗尔纲已不满足于整理考辨太平天国史料，而要完成一部太平天国史。他1948年撰《太平天国考证学》讲义时，以“方法论”开篇，继“史料鉴定”和“史迹考证”之后，复有“史事解释”一章。②罗尔纲似乎成为史料派内部生长起来的一股离心力量。

    张荫麟于现代西方史学造诣甚深，因而处置史料与理论的关系也颇为得当。少负盛名的张氏以考据起家，其第一篇论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考》，是批评梁启超关于老子的考证的，发表于1923年9月的《学衡》第21期，《学衡》的编辑以为作者是清华教授，岂不知当时的张荫麟还是一名在校学生。据有关统计，他有2／3以上的文章涉及考辨。但张荫麟对考据的态度却有些出人意料，他说：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可见张虽精于考据却不止于考据，认为史才才是治史的最高境界。1937年3月，在给张其昀的信中他自述治学旨趣道：“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③张氏的学术追求乃是贯通之学——国史，后来其《中国史纲》之作即为明证。这也与张荫麟的弟子李埏的看法正相符合，他说：“荫麟先生的史学著作，用心最多的是《史纲》，而分量最大的却是考据论文”，“考据不是荫麟先生治史的目的，而只是他的手段”。④

    深识现代史学滋味、第一流兼第一线的海外学者余英时曾将史家的“解释”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是玄想派的解释，它是人所强加于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看法，如黑格尔在历史上看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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