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史料搜考只是历史学的起点，绝非其终点。让我们来看看《益世报·史学》的发刊词。它是透视史学研究会学术立场的重要文本。发刊词表示：“我们既不轻视过去旧史家的努力，假如不经过他们的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我们的研究便无所凭借”，同时“我们也尊重现代一般新史家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著作，在我们看，同样有参考价值”。这里所谓的旧史家可能是指清代的考据学者，而新史家则泛指当时并存的史观、史料二派。显然他们不想追慕其中任何一方，而是欲集合各家所长，创立一种包容更广的新史学。“我们不愿依恋过去枯朽的骸骨，也不肯盲目地穿上流行的各种争奇夸异的新装。我们的目标只是求真。”求真是研究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史料和史观两派的努力都可统一在求真的旗帜下。接下来专谈史料问题。一是扩充史料范围。“零烂的、陈旧的、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我们也同样地加以注意，这里面往往有令人惊异的新史料”。二是对旧史料加以重新诠释。“被装进象牙之塔里去的史籍，往往有极可珍惜的史实被掩置在一副古典的面具之下，或被化装成另一事物，或被曲解为另一意义，我们也要作一番极审慎的搜剔工夫，给还以原来的位置和面目。”①以往的史料有许多被曲解、改造而失其本来面目、原始意义，这就需要对史料重新解释，以恢复其本意。这一任务已非史料审定术所能独自承担，只有援引一定的学理，依据一定的史观，方可胜任。故而，此处谈论史料问题业已超越史料层面，跃升至史实重建的境界。

    下面结合史学研究会成员个人的具体治学经历进一步加以疏解。

    先说吴晗。在步入史坛初期，吴晗基本上是“胡适的信徒”，以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座右铭，撰写了大量考据文章。如《<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一文主要考证《金瓶梅》的作者并非王世贞，《西王母与西戎》注目于西王母在地域上的演变故事，《<绿野仙踪>的作者》则汇集了有关著者李百川的材料。这些文章基本没有越出胡适的门墙。苏双碧将吴晗的考据文章分为两类，一类偏重于技术性的具体考证，属于弄清某个历史事实，解决一些比较具体的实际问题，另一类虽属考据，但超越了考据学的任务，而能通过考据阐明社会历史问题，以及论述历史的发展趋向。②上面提到的几篇无疑应归入前一类。而后一类则比胡适迈进一步，突破了“实验主义”的圈子，力图透显史料中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像《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皆非小考据，而是大手笔。正是由于这类文字的出现，吴晗的史学才日渐趋于独立，走向成熟。而胡适的考据学也就从照耀吴晗学术之途的“天际明星”逐步黯淡下来，终于只剩点点碎影。

    吴晗还总结出一种“剥笋考据法”。这种方法是：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每一问题或史实，先要追求这问题在历史上的地位，已否解决，如已解决，它们的证据是否可信，如未解决，症结何在，接着用全力考证这问题，恰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去这问题所堆附的外障。再接着，还不肯以问题本身的解决为满足，还要问为什么这史实成问题，为什么这史实为许多外障所蔽而成问题。这一切完成之后，对史实进行估价，给它在历史中一个恰好的位置。③剥笋考据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考证，从认清“是什么”到追问“为什么”，由史实考证进入史事重建。原本这是吴晗用来概括罗尔纲的治学方法的，而罗认为这也是吴晗所一贯遵循的原则，他之能在明史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实赖于此。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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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发刊词》，1935年4月30日(天津)《益世报》，第3张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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