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这批通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着重描述下层民众的反抗活动和经济生产活动。这一共性根源于唯物史观学理的内在要求。如列宁所说：“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巴勒克拉夫也认为：“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史学研究会所体现出的民间取向，暗示着它与唯物史观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亦证明其唯物史观路径。
三、实证与诠释并重的致知取向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是以乾嘉考证学和西方兰克以后的历史主义的汇流为其最主要的特色。以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与顾颉刚的“疑古史学”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乃是中国史学的主流，这样自然形成一种以批判史料、考证史实为圭臬的学术规范。史料派领袖胡适认为：“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是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因为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②当有人指责顾颉刚的“古史辨”实质上成了“古书辨”时，顾反驳说：古书是古史材料的一部分，必须把古书的本身问题弄明白，始可把这一部分的材料供古史的采用而无谬误，“这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③。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响亮口号则将本派的学术立场和盘托出，将史料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几乎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史学研究会同人对这一由史料学派确立的规范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将史料工作置于历史研究的基础地位。这首先在《集刊》中有突出的表现。
其《发刊词》即声明：“我们要知道过去的经济最要紧的条件便是资料”，欲开展经济史的研究，首先要“注意于经济史料，尤其是近代经济史料的搜集”，“现在我们希望就着所能得的资料，无论题目大小，都陆续的整理发表，以就正于经济史的同志”。可见，自创刊之初，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就被提到一个重要位置，当作一项急迫的任务。这一立场在该刊中得到反复申述：“我们认为整理经济史最应注意的事有两点：一是方法，二是资料。关于前者，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关于后者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要为原始的资料，尤其是量的资料，有了这种资料才可以将经济的真实意义表达出来。”④在这里，所谓方法只是一种工作态度，一种以史料、事实为起点的操作规程，是一般的而非具体的；对资料则言之甚明，必为“原始的”、“量的”资料。重视史料乃是两点注意事项的交集。
在《集刊》中，谷霁光、汤象龙对于史料工作还有过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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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1页。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