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汤象龙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第323页。

④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⑤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第16页。

⑥侯云灏：《“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⑦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72页。

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

    梁启超在痛陈传统史学的弊病时，言词激烈地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这的确一语中的。“正史范式”支配下的传统史学基本上是一种精英史学、贵族史学，民间社会和下层人物只在史籍中尤其是正史中留下了极为模糊的身影，发出至为微弱的声音。20世纪初叶，在内外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反对“君史”、提倡“民史”蔚为一时风气。一是晚清政治革命风潮的鼓荡，批判专制主义、争取民权的运动蓬勃开展，对民史思想的出现起到了催生作用。二是西学的传入，主要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和西方史学(包括日本史学)中注重人群进化和民史的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03年问世且在当时激起波澜的曾鲲化编的《中国历史》即非常重视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以“民史氏”自命的邓实于1904年就民史编修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作了专门而全面的论述，并已进入实际创作阶段，且积稿盈尺。①民史运动的主要承担者是梁启超和国粹派，但他们立论的角度基本在政治而非在学术，且往往政论与史论不分。这就使得这一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思想层面，未能挺进史学内部，入室操戈，使之发生方向性变动。大约“五四”前后，中国史学在社会文化巨变的拉动下走到了下一个发展阶段，不久即完全淹没在历史考证的洪流之中。

    再者，要将“民史”思想坐实为具体的研究成果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方面，历代史书卷帙浩繁，但关于民间历史的记载却异常贫乏，要把埋藏在正史中的若隐若现的民间材料钩沉出来，将分散在各类典籍中的相关内容集中起来，工作量非常之大；另一方面，观念的转换也非易事。旧史为正统史观所笼罩，其记述因统治集团的好恶而增删损益，褒贬之词多存偏见，以至失真程度非常严重。在否弃旧观念之后，如何以客观态度看待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命运遭际，如何评估民间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等问题，是力图还原民间历史者必须加以思考的。

    史学研究会在这一方面付出了巨大辛劳。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②显然，史学研究会同人将民众历史作为他们要创立的新史学的一个基础部分。具体说来，主要有两点表征：一是书写下层社会的历史，二是将普通大众设定为读者对象。关于第一项，吴晗、罗尔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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