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家多轻视经济因素，从经济角度进行追索，往往能为历史事件提供新的说明，见前人所未见。谷霁光关于北魏迁都问题的论述由经济方面切入，他指出：“迁都一事，除了文化和政治的原因外，经济的因素，似很重要，史未明言，也就无人注意及此。”这正是谷霁光的目光敏锐之处。他将旧都平城与新都洛阳的经济地位作一比较，认为平城受天时地利之局限，不能成为富庶之地；而洛阳交通便利，对财政方面有莫大助益，间接地有助于文治武功。所以孝文帝力排众议，迁都于洛阳。①朱庆永的《明代卫所军制破坏的原因及其补救》一文也是如此。他认为明代卫所军制的破坏，其最大的原因在经济方面。由于卫所制度是建立在屯田组织基础上的，随着屯田制度的瓦解，卫卒失去自食其力的凭借，只有依赖法定的俸饷，但俸饷之薄又不足以维持生活，卫所制度遂趋于崩溃。一句话，屯田组织的瓦解抽掉了卫所军制存在的基石。②朱庆永此文将军事制度与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寻觅到军制变动的经济源头。
通过以上论列，我们不难发现，史学研究会所欲建立之“新史学”，就其内容而言，即是社会经济史。在该会的学术实践中，其用力之处亦在此。关于具体问题的探究，他们也多从社会经济方面着眼。这一取向恰好与唯物史观相吻合。唯物史观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制约着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主张从经济角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落实到史学领域，则要求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中心。即使尚无证据说明史学研究会成员与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学说有何直接关联，如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或与马克思主义者相过从等，但也应当承认，它所遵循的阐释人类历史的基本假定与唯物史观不谋而合。因而，认为史学研究会具有唯物史观倾向的看法，或可成立。
关于这一点，汤象龙曾有过明确的说明：“当时大家虽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③李根蟠也认为，该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勇于探索历史研究的新方法。④美国学者马紫梅持相同论调。她将史学研究会创立的新史学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史”⑤，此处的“非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归属言，“历史唯物主义”则专指学术倾向。马女士的界定相当严谨。最近侯云灏也提到，《集刊》的创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深入发展的表现。⑥而这一刊物正是以史学研究会成员为骨干的。但否定派的意见也不可忽视，况且它代表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看法。其论以为：史学研究会“没有从根本上跳出旧史学的窠臼”，“本质是资产阶级的”。⑦
何以会呈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其一，关于唯物史观的本意的理解存在很大分歧。否定派大概是接受了流行的唯物史观概念，将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所在，以是否坚持阶级斗争观点为准绳判定一个学术团体的倾向；而汤象龙、李根蟠和马紫梅则是基于以生产方式学说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发言的。这是造成歧异的基本原因。其二，立论的角度不同。否定派针对的主要是史学研究会的阶级属性，并预设无产阶级性质的史学才是真正的新史学；而汤象龙等着眼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本性，他们默认的前提是，不论阶级立场如何，凡与传统史学立异并超越之者，皆为新史学。因之，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判断。究竟在二者之间如何取舍，取决于人们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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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谷霁光：《北魏迁都洛阳之经济动机》，1936年5月28日(南京)《中央日报》，第3张第2版。
②朱庆永：《明代卫所军制破坏的原因及其补救》，1936年6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第3张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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