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从事专题研究时，史学研究会同人较多注意从社会的、经济的角度解析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这在该会众成员身上均有所体现。

吴晗关于《金瓶梅》的研究，不仅考定其著作年代，还通过对明代社会状况的考察来说明《金瓶梅》一书产生的深刻根源。他“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⑥，商贾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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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汤象龙序，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②傅筑夫：《社会经济史的分段及其缺点》，《文史杂志》第5卷第5、6期合刊，1945年6月。

    ③[英]E．J．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④参看杨国桢《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页。

    ⑤李根蟠也有类似的看法，见《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经济一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第101—106页。

    ⑥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第192页。

层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关系，农村经济的凋敝，市民生活的奢糜颓废，一一被揭示出来。作者认为，由于土地集中的情形日益严重，小农破产，或转死于沟壑，或揭竿为盗贼；另一方面，海外贸易的扩展，国内市场的扩大，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上自皇帝下至市侩，莫不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吴晗在文章结尾如此总结道：“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才会产生《金瓶梅》这样的一部作品。”①在分析明末的重大社会变动时，他也采取同样的观点。如对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推翻明政权这一事件，吴晗认为“与其说是流寇的功绩，还不如说是这古老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自然崩溃为比较妥当”②。

    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大规模社会运动，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纲》中首先探析了其产生背景。他指出，从经济方面看，远因可以追溯到自雍正乾隆以来的豪富兼并与人口增加，近因则起于道光中年金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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