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见《集刊》第2卷第1期(1933年11月)的广告。

③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志林》第3期，1942年1月。

    ④于宗先等编：《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导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l980年版，第11—12页。此文集共收入中英文学术文章42篇，史学研究会成员竞占9篇，足见其在这一领域贡献之巨。

    ⑤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

    ⑥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4页。

专题的次序被颠倒了。史学研究会成员的学术实践扭转了这一不良风气，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几乎全部属于专题性质。而且，他们选取的若干专题，并非冷僻偏窄，无关宏旨，而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像梁方仲的明代赋役制度史、汤象龙的近代海关史、罗玉东的厘金制度史等皆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有一定的意义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题目。再者，他们的学术眼光也颇为宏阔，并不局限于研究专题本身。拿梁方仲来说，他以一条鞭法为突破点，扩散到明代经济史的其他方面，进而试图探析整个中国经济史。①一言以蔽之，史学研究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这样，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就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研究会的工作重心既非经济史，又非社会史，而是社会经济史，其原因何在呢?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经济史与社会史仿佛一对双胞胎几乎同时降生在中国史学界。追寻现代经济史起源的研究者，往往认为它是由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开其端；而回顾社会史的研究者，通常发现在时人眼中，经济史与社会史几乎完全等同。究竟二者孰先孰后、孰主孰次，殊难说清。经济史与社会史捆绑在一起现身中国史坛。其次，从经济史与社会史之间的逻辑关联看，二者也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正如傅筑夫所说，经济史与社会史关系最为密切，它们在许多方面属于同一的领域，社会史中大部分的研究对象都是经济史的问题，因此，大多数经济史著作以社会经济标题。②1934年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半月刊以“社会史专攻刊物”自许，但其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经济史的。再次，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这种亲密关系大概是受现代西方史学的影响。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在社会史最普通的含义中，“社会”常常与“经济史”合用，这种结合中经济所占篇幅大大超过一半。③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赫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即为显例。西方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这种合流现象为中国史学提供了启发。④因之，史学研究会没有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史或社会史，而是以二者的化合物——社会经济史为研究工作的中心内容。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与唯物史观极其相似，它们都是将经济史作为社会史的基干部分。这与今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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