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36、37页。

    ⑥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汤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该为经济史的领域”，并且指出，社会调查所自开始工作以来，“无论研究任何问题，时时感到经济史的研究的不可少”。①因此，从史学研究会同人的主观认知来看，社会经济史是史学的基础部分，研究社会经济史应当作为一项首要工作。不但如此，在具体史学实践中，研究会也贯彻了这一认识。

    《集刊》就是一个专攻社会经济史的刊物。最初，它自许“以讨论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为目的”，且称“此种刊物的发行要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②但后来该刊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展，在时间上已突破近代之限，领域也不再止于经济史，而是涉及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史。它所研究的内容涵盖了赋税制度、盐务、货币、国际贸易、铁路、兵制、度牒等。1942年，萧一山在一篇学术总结文章中，对《集刊》在经济史研究上的成绩做了肯定，并寄予厚望。他说：此刊论文，根据实际材料，多有足取，将来成就，当可观也。③当代台湾学者刘翠溶则指出，它是第一份以经济为名的学术刊物，创刊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 of History(1941年5月)还要早，这份刊物实为导致今日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之嚆矢。④《集刊》与1934年底问世的《食货》半月刊一起成为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学界的两座重镇。因此，该会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不可小视。

    在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中，社会经济史同样是主题之一。前者创刊一年间共出版25期，发表文章33篇，其中26篇是史学研究会同人撰写的。其研究触角伸到盐业制度、北魏土地制度、招商局的建立、隋朝的国家财政管理、税务问题、明代农民等诸方面。头一年的索引将论文题目分为政治、经济、社会、考证四类，其中以经济一项所占分量最大，计有11篇。可见，社会经济史在研究会同人的著述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位置。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也汇集了大量的此类文章，如汤象龙的《清初的经济政策》(1936年3月5日)、谷霁光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之户籍与赋税》(1936年3月12日)、朱庆永的《晚明财政的破坏》(1936年4月30日)等等，不再赘述。

这三个刊物上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与前此的社会史论战时期大相径庭。社会史论战中，通论性的文章多，专题式的研究少，参加者常常大笔一挥，泛泛而谈，缺少细密精微的探索。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许多文章开篇谈春秋战国，笔下一转就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间的主干时段竟无暇详论。齐思和尝言：“现代史学是建立在专题研究之上的，正如有了砖才好造房。”⑤何炳松也说：“我们有志于整理中国史的人，亦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先努力去做专篇的著作，再去做通史的工夫。”⑥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展开过程却恰恰相反，通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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