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128页。

③刘隽：《道光朝两淮废引改票始末》，《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

④这些文章分别见《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11月)、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

⑤见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汤象龙附注，《集刊》第6卷第1期，1939年6月。

张荫麟的失误之处在于盲目相信数量资料，未能注意到统计方法的使用限度。因而他所说的“我们需要的是具备数目字的答案，而不是‘想当然’的假设”，虽用心良苦，却没有促成问题的解决。汤象龙的纠正反映出他对统计法治史的认识之深。统计学方法并非法力无边，正如当代史家杜维运所言：“量化方法对史学家而言，是好的奴隶，坏的主人……史学家可以尽量应用量化方法，但不能迷信量化方法。历史的最神秘处，往往需用量化以外的方法去寻觅。”①

    总之，将统计学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是史学研究会成员的一个突出特征，拜此方法之赐，他们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同时他们又能对方法应用及时反思，力求减少误差，逐步摆脱初涉西学时的稚气。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文革”之后，计量史学被学术界奉为新事物而风行一时，很少人留意到早在30年代已经存在过史学研究会这样一批先驱。这不仅暴露出建国后史学界与国外同行的长期隔绝，更提示着中国本土史学也呈现了某种断裂。

    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与社会科学已连为一体、不可剥离。这首先反映在清季及民国时期大学史学课程的设置上。王国维先着一鞭，他拟定的文学科大学的“史学科科目”，不但包涵了“中国史”、“东洋史”、“西洋史”等史学分支，比较神话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门类也纳入其中。1920年，社会科学化路线的积极推动者朱希祖接掌北大史学系后，开始大幅度调整课程设置。他主张一二年级应着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基础学科，并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生物学等科目，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尤当重视。其他如厦门大学、广东大学的史学系的课程安排也有类似的归趋，社会科学科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②尽管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有所区别，但前者提供的学术训练对后者起着很强的型塑作用则无可置疑。在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自然较易在学术研究中援用社会科学方法。再者，位居主流的史料派学人也并不排斥社会科学的渗入。如顾颉刚就曾计划大量阅读社科类书籍，以之辅助古史研究。③不过由于他们的工作基本限于史料辨伪与整理，长于解释和分析的社会科学自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即便如此，在他们的主观认知中，社会科学已成为治史必备的知识工具。由是观之，社会科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正日益凸显出来，二者走向对话与合作确乎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了。

史学研究会顺应这一学术趋势，引进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中国历史的阐释，的确功不可没。无独有偶，与之同时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派也存在类似的做法。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比较熟悉，其借以开展活动的《食货》半月刊热衷于译介亚当·斯密等人的经济学著作。④这时的跨学科实践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