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地理研究。高荣《秦汉邮驿交通建设与后勤管理》(《中山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秦汉时期，全国性交通干线的建筑多由国家统一组织，区域性道路桥梁及邮亭馆舍的建造维修则由各地方政府承担。根据过往者的身份及其所持“传信”不同，各邮驿机构要为他们提供相应的食宿和车马等便利条件。遍布各地的邮驿机构和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保证了全国邮驿系统的有效运转。何德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军事原因促使南北水路交通不断拓展，从今杭州通往天津附近的水路交通隐隐形成，成为隋代大运河的基础。彭文峰《唐代“五台山进香道”补释》(《论丛》第4辑)一文按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述的顺序，对“五台山进香道”在今河北境内正定县至阜平县之间的各点进行了考述。孙冬虎《宋使辽境经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学考察》(《论丛》第4辑)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探讨北宋使臣在辽国境内经行的交通路线，并运用地名调查资料寻找道路沿线地名定位的证据，以进一步明晰北京在宋辽时期交通线向北延伸的基本情形。王秀丽《元代江西行省的商业交通》(《论丛》第3辑)一文结合元代江西商业的发展与江右商人的活动，对元代江西行省的商业交通进行了考察。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论丛》第2辑)认为从汉晋、隋唐至明清，作为古代主要驿道，金牛道北段陕西宁强烈金坝至四川剑关间的线路，曾经几次变迁，这一变迁既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联系，也是金牛道北段线路不断优化的表现。

    历史地理文献与历史地理学家研究。石超艺《<水经·浊漳水注>错简与脱文考——兼说利用数字化地图技术重绘<水经注图>》(《历史地理》第20辑)在重新绘制《水经·漳水注图》时考辨了其中的一处错简与一处脱文。胡阿祥《<宋书>卷三十七<州郡三>献疑》(《论丛》第3辑)、《<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四>献疑》(《历史地理》第20辑)、《中华本<宋书·州郡志>校点献疑》(《文史》第2辑)、《<宋书·州郡志>考疑》(《学海》第1—4期)、《<宋书·州郡志>脱漏试补》(《安徽史学》第4期)数文对《宋志》本文之讹误脱衍、疑难之处，以及中华书局本点校方面的问题提出数百条意见。张其凡、金强《<舆地纪胜·琼州>正误》(《文史》第1辑)对《舆地纪胜》卷124《琼州》部分误引《南海志》和其他错误进行了考辨，并从引用《南海志》同误现象论述了《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的关系。施和金《新旧<元史·地理志>补校考》(《文史》第3辑)一文校核其他典籍，对新旧《元史·地理志》中的错误提出了96条意见。朱圣钟《<明史·地理志>所载土家族地区河流考释》(《论丛》第3辑)通过文献资料的比证分析，对《明史·地理志》中所载的土家族地区的黔江、清江、崝水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考订纠谬校正。潘晟《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论丛》第1辑)一文在考察现刊天一阁明代方志的基础上，对明代方志地图绘制者的身分作了初步探讨，认为这一时期方志地图的绘制者大致可以分为儒士、普通绘画工匠和专业刻书匠。张忍顺、葛云健、齐德利《徐霞客对丹霞地貌景观的考察与贡献》(《历史地理》第20辑)对《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丹霞地貌记载的重要性及其科学贡献进行了论述。巴兆祥、董艳《日本天皇“御览”孤本崇祯(嘉兴县志)考述》(《历史地理》第20辑)认为崇祯《嘉兴县志》始修于天启四年，后经崇祯十年重新调整，编纂成书，约在乾嘉间流入日本。由于汲取了前人的修志经验与教训，因而有不少优点与创新处，体现了明代方志的发展与进步。是一部规模宏大、资料翔实、编纂规范和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县志。另有华林甫《<嘉庆重修一统志>各统部的成书时间》(《历史地理》第20辑)。施建雄《王鸣盛历史地理学考证的通识——以州郡及其治所建置的动态考察为例》(《论丛》第3辑)一文分别从正史志记载建置沿革之规律性的探讨，唐以前州、郡、国建置变迁的动态考察，汉唐之际州郡治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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