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谷老的成就其实不仅仅靠勤奋，还应该有天赋，熟悉史料、驾驭史料、统驭全局的天赋，以及超常的写作能力。但不管怎样的记忆力，中途不停顿地疾书5千至1万字的散文或小说应该没有问题，但这样写出来的学术论文，其疏忽和缺漏却是难免。而近30万言的《府兵制度考释》，写一章寄一章排版一章，不事修改，其间的缺憾和重复也在所不免。所以尽管谷老的成名作《补魏书兵志》受到好评，被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但近日编辑《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时，陈金凤博士对该文进行校订，仍然校出史料确有讹误者约十条。而何兹全先生在《<府兵制度考释>读后》一文中，一方面高度评价了谷老对中国兵制史研究所作的贡献，一方面也指出该书在“文字上不免使人有琐碎甚至重复之感，大的系统线索也因之不够鲜明突出”。不能不佩服何先生读书的细致，他可能并不知道谷老写作此书乃各章分别而就，但问题正出在这里。有一次我和谷老说到何兹全先生的这篇文章，谷老称道何先生读书认真、仔细：“我意识到的问题他发现了，我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也发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研究员熊德基先生对谷老的勤奋和认真赞叹不已，并且特别指出：“如果他不是这么勤奋的博览，焉能每一个朝代都有论文发表呢?”[15]但谷老自己对此却早有反思，他在说到自己由于教学的需要而扩大研究范围时说：“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促使我在学术研究上不得不与此相吻合，即求通，求博。……我当时采取这样的一种研究途径，于提高教学质量，多少是有好处的；而对于学术研究中的真正融会贯通，开拓出新的境界，则得少而失多。”[16]遗憾的是，人们在读谷老这段文字时，只是推崇他的通和博，却没有关注谷老自己关于“得少而失多”的反省。

对于自己研究中的缺憾，谷老固然不断地进行解剖，毫不掩饰；对他人的成果，即使是前贤或挚友的成果，谷老也同样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梁启超是谷老敬佩的清华前贤。但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谷老则明确表示不予苟同：

维新事业的最初发动，在于京外的军需工业改革。曾(国藩)李(鸿章)的发动和清廷的允可，都原于平乱迫切的关系。当日清廷首先所最感到切肤之痛的，莫过太平天国之变。正因为这种革命，清廷有即时倾覆之可能。至于外人内侵，其危险可至民族危亡，但从清廷的立场看起来，其祸尚不致推翻本朝，所感的恐怖，也就大为减少。所以鸦片战争后，不能引起一种维新运动．正是这个原因。其后维新事业，着着遇到阻碍，个别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的恐怕不是苟且偷安的心理所造成。大抵患难不迫，一般守旧分子，但可从容议论，大弄唇舌与文笔，维新人物，也就多着一层阻碍。……梁谓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自然是后来人的观点立论，不是站在同光时代的环境中去批评的。后来人对于李鸿章，固然也可以如此希冀，但当事人的大小环境，也应当注意到。否则历史上的人物，都难有公允的诊断，也未免失之过苛。[17]

    评价人物，“必须注意到当事人的大小环境，否则难有公允的诊断”，谷老由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延伸到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梁启超及后人对李鸿章评价的偏差，正出在违反了这一原则。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这一原则不断被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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