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有人在担任了行政工作之后便做不出学术或不愿意再做学术，有人在运动之中没办法做学术或不敢做学术。但谷老一生最好的学术恰恰是在这时做出来的。文革以前的代表成果是《府兵制度考释》，文革以后的代表成果是《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作为多年的挚友，又同是十人“史学研究会”的成员，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在论及谷老的学术研究时，归纳了“四种研究方法”：第一、留意于通与专的辩证关系；第二、注意于现象与本质的区别；第三、注意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第四、注意源与流、因与果的辩证关系。[8]

    但是，谷老的这些研究特点或者说是研究方法，在1949年以前，大抵上是一种本能或者说是潜意识。尽管已经是誉满学界的著名兵制史和经济史专家，但谷老仍坦言当时他的学术研究其实已进入困境。虽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成果也卜分丰硕，一旦向纵深发展时，便受到理论和方法上的障碍。谷老在《治学自述》中说：

我以前治史，总想以博求通，结果是谈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论史实的纵横联系，往往就历史的现象诸方面，就事论事，流于客观主义。这样，局部的片断的史实似乎可以说得通，整体的却又不通；诸般现象上似乎可以说得通，本质上却又不通。这是由于当时自己的学术观点主要属于“经济史观”范畴所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得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过“八一”革命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近两年时间的学习，不仅在政治上进行了彻底的思想改造，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而且在学术研究上，通过马列主义的学习，并以此为指导，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研究工作，一步步地冲决藩篱和羁绊，最终懂得了史学研究上的“通”，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透过历史发展的诸般现象，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并刻意朝此目标努力，从而使自己的史学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9]

    这段话在今日一些“西化”比较彻底的学者看来，在一些并没有接触多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青年学者看来，可能难以接受，可能以为谷老是在唱高调，是言不由衷，甚至是为了讨好当局。但只要认真研读谷老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前后所写的学术论文，就不难发现，无论就考证问题的严密性还是洞察问题的穿透性，后者都比前者有突破性的进步，更毋论气势的宏大和视野的开阔。

    府兵制度研究可以说是谷老毕生学术成就的核心内容，从1934年撰写《补魏书兵志》、《唐折冲府考校补》，对府兵制度的具体构件进行考订；到1937年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发表《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以及此后的“再论”(《厦门大学学报》第2集，1944年)、“三论”(江西师范学院《科学与教学》1958年第1期)，对府兵制度的起源、变化及其利弊，府兵的征集、训练及调遣，府兵的组织及演变，府兵的阶级成份等进行多角度的考述；再到1962年《府兵制度考释》出版，对府兵制度进行总结性研究；乃至此后的“四论”(《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五论”(《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对府兵初期资粮与军备、对作为国家军队的府兵制度形成过程中私兵、部曲的消亡过程进行再探讨。整整五十年的时间，关注着同一问题，可见谷老对这一课题的倾心。需要注意的是，以《府兵制度考释》为界标，以前所写的相关论文如谷老自己所说，虽然考订较为严密，但主要还是探讨事物的“是什么”、它在当时起着何种作用。但在《府兵制度考释》中，以及在此后的相关论文中，则不仅仅是探讨事物的“是什么”，而且在此基础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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