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会”的往事至今我们还是记忆犹新的。……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的作者)、刘隽(研究中国近代盐政史的，发表过多篇论文，而且是1934年全国盐政研究会论文比赛第一奖的获得者)，两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去世了。朱庆永(东欧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梁方仲(明代经济史专家，原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解放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吴晗(明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三人在十年动乱中被“四人帮”迫害去世。夏鼐(考古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毓棠(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也于最近逝世了。十人之中只剩下象龙、尔纲和我三人。⑤

    汤象龙、吴晗、梁方仲、罗尔纲等先生的回忆以及有关他们学术经历的文献记载，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要提到这个研究会。可见，虽然存在的时间不太长，研究会对于包括谷老在内的所有成员的学术生涯来说，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1936年谷老离开清华大学，往南开大学任教。几乎所有有关谷老生平的文献均载，1936年9月，也就是他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三年多后，离开清华，去了南开，在文学院任专任讲师，兼商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这一选择，对于谷老研究方向的拓展，即在进行兵制史研究的同时进行经济史研究，并将兵制史研究纳入经济史研究之中，或者说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的背景之下研究兵制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毋庸讳言，这一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谷老日后的学术发展。须知当日的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不可同日而语，况且清华大学有谷老所崇敬的陈寅恪、雷海宗先生，北京有他的许多学术朋友。离开清华、离开北京实际上意味着离开中国的学术中心。那么，谷老为何弃清华而赴南开，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不见任何文献记载，至今仍为谜团。

    罗尔纲先生为谷老史学论文集《史林漫拾》所作序言有这样一段记载：

47年前(按：序写于1981年2月4日，47年前当为1934年即谷老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期间)，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片工作。霁光同志每天从西郊清华大学进城，到我的工作室来，阅看那尘封已满的北朝、隋、唐的金石拓片。……后来，霁光同志去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每星期六下午来北京，住在我家，星期天下午回天津。他这样每周必来北京，为的是要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

    罗尔纲先生这段记载的本意，是强调谷老对学术的执著和勤奋，却透露出谷老当时的无奈。我今年7月27日上午7点30分从北京马甸江西驻京办事处乘出租车到北京火车站，勉强赶上8点35分从北京开往天津的快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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