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两派冲突归因于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当时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上的差异性是存在着的；但南北不怎样悬殊。事实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错杂于两派之中，这足以说明这场冲突并不是起源于南北地区的不同。

近来有些历史学者，以存在于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来理解两派斗争。我们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也确实给予各个阶级、阶层以不同的影响。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当时政治舞台上，不管谁上台执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个阶层，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一定有着它的焦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1]

    这是谷老《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一文的开篇“问题的提出”。问题一个个递进式地提出，事物的表象也一层层被剥落，事物的本质随之呈现。剩下的便是通过绵密的论证，步步推进，最终对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可以说是谷老进行史学研究的基本路数，而他深厚的学术功力、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前沿学术信息洞若观火般的了解，也在这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再看另一篇重要论文《汉唐间赋税制度的变化》的开篇：“汉唐间赋税制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汉唐问赋税制度中有几个较重要的问题，尚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有的甚至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问题是：汉唐间赋税征收的主要依据是地?是资?是户?是丁?或者说在某一时期某一项目内究竟以哪一个为主要依据?又从地、资、户、丁征收赋税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或者说在某一时期中采用哪一种作为主要标准?又赋税征收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脉相承，有的名称变了。如由“赋”之变成“调”，为什么会变?“赋”与“调”相同的是什么?相异的又是什么?又封建田制的改变，赋税征收也相应地有了改变，如北魏均田有新颁的赋税制，它与以前的赋税制有何差异?而基本相同之点又是什么?又赋税征收在整个封建统治范围内有着统一的标准，又表现为有着地区的差异，这在封建割据时期表现得极为突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我们如何来分析这种一致性和差异性及其主要变化的趋向?以上这些问题，都涉及这一长时期封建剥削的内容、形式与其本质，涉及整个封建经济的发展变化，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涉及阶级与阶级斗争。弄清楚以上这些问题，会有助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和研究的深入。[2]

    这一连串问题的急促提出，几乎将读者逼得喘不过气来，而作者对问题的深思熟虑成竹在胸也跃然纸上。

    但是，初见谷老，掩饰不住的也是两个字：“失望”。再普通不过的面容，比一般城里人更黝黑的皮肤，抽着“壮丽”牌的低档烟②，怎么也和心目中的谷老形象拢不到一起。哪里是享誉学界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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