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封建主义上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府兵，是与当时封建经济基础的变化相适应的，是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它随同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而演变着。毫无疑问，府兵制度研究，不仅涉及整个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历史发展规律，而且涉及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研究府兵制度，旨在加强对中国中世纪史的规律性的了解。例如府兵由家兵、部曲转化成为皇朝直辖化的军队和兵士自备资粮，是以统一的物质条件与封建占有的均田制为其基础。研究府兵制度，即在于阐明这些问题，从而为进一步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历史，提供一些有益的论证和资料。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的固然是宏观或整体问题，但对微观或具体问题也同样具有指导作用，加上谷老纯熟的考证功夫，所以更能高屋建瓴、运用自如。如关于府兵制度与其他兵制的并存问题，关于府兵宿卫和禁卫军并存问题，谷老强调指出：

府兵制实行的同时，还始终存在着其他兵制。即使府兵成为最主要的军队的时候，其他军队的重要作用。仍然不能予以忽视。西魏以来，州郡兵一直不曾削弱，有时候还有继续加强。隋的都尉、唐的州都督府，兵数是增加的。另有镇戌兵，唐代更在边疆设置军、守捉等，名目也不少。至于临时设置的有如隋的骁果，临时招募的有如唐的猛士，也很繁多，而且有许多属于中央军，隋的骁果还可以担任宿卫。……杨志玖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史纲要》中对唐代的兵，只讲了府兵，不曾提到其他军队，而且说：“(府兵)因有这些优点，所以唐朝便拥有雄厚的武力，保证了初唐对外战争的胜利。”由于忽视了其他兵制，就不免夸大了府兵的作用。岑仲勉先生估计唐代兵数单是边兵一项就有49万；府兵约60万人，一般以六番计算，在番的只有10万人，“不得不取资于别项兵源”，这话是正确的。至于对外战争的胜利，固不能完全看兵的数量，府兵一度是比较精锐，作用是大一些，但是如果完全忽视其他军队的职能，单纯归功于府兵，必然不符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10]

府兵是不是封建皇朝的一种禁卫军呢?应该说是的。……不过府兵只能说是禁卫军的一种，有时虽属于最主要的一种，也从来不是唯一的，另外总是有一种称为禁军的禁卫军存在。……禁军与府兵同属宿卫，具体任务却有所不同，虽然有时府兵上番可以调归禁军统领，这只是承担宿卫时如此，组织系统始终区别开来，不会混淆。唐长孺先生把北周二十四军宿卫与禁军宿卫等同起来，误以为禁旅全属二十四军的军人或军士，因而忽视了禁军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其原因就是不了解府兵与禁军始终同时并存这一普遍事实。[11]

    在这段文字中，谷老对府兵制度与其他兵制和兵种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的论列，同时对岑仲勉、杨志玖、唐长孺三先生的相关成果进行了讨论。既采用了岑先生对唐代边兵和府兵数的估计，用以证实自己的论点，也对杨先生论唐代兵制只说府兵而不及其他、唐先生将禁军宿卫和府兵宿卫相混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无论是表示赞同还是表示异议，均建立在对整个唐代兵制、对府兵制度从起源到解体的全过程进行全面考查的基础之上，所以言之凿凿，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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