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先生赞扬谷老的这一研究成果用丰富的材料分析说明了府兵制和魏晋以来军府领兵制度以及拓跋部族制兵制的渊源关系，使府兵制的出现和汉族皇朝的兵制联系起来，和鲜卑拓跋氏的兵制联系起来，使府兵制和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使府兵制成为历史发展中相互联系的一环而不是孤立的现象。”[12]同时又指出，由于史料缺少，有关府兵制度的许多问题一直没有弄清楚，但其中不少问题在《府兵制度考释》中得到了解决。他以初期府兵的军备给养问题为例，《北史》和《邺侯家传》所载相互矛盾，成为研究中争论的问题。谷老却指出，这正是私家的私兵、部曲中央化过程中的现象。“这是谷先生从发展上看待历史问题，辩证地看待历史问题的结果。看来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却原来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前后相连续的现象。矛盾的问题解决了。”
罗尔纲先生更敏锐地看到，谷老对府兵制度的研究，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一境界的进入，是由两个方面所造成的。其一是五十年如一日的对史料搜集的极其重视，是资料功夫之所致。为了到北京图书馆读书，便每周往返于京津之间；为了不遗漏史料，读书便是“倒架”地读、“倒本”地读，将图书馆的书从第一架读到最后一架、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⑧其二便是建设后经过了“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锻炼”，“很好地把社会锻炼、业务锻炼与研究三结合起来而取得今天的成就”。[13]其实，是学习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法结合起来。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认识社会的最高智慧的结晶，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直至今日，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历史的有效理论和方法。作为继承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和初步接受了西方学术理论、又历经社会动荡的谷老，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学者们，一旦迎来了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一旦接触到了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独立和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其喜悦和激动当是发自内心的，其对新的理论和方法的追求和学习也是如饥似渴的，其结果如谷老所说，“从而使自己的史学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至于此后的一连串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已经无法改变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和解释历史和现实，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和自然。⑨
四
由于在中国兵制史和经济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谷老理所当然地被视为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但正如弗兰茨·梅林在《马克思传》的序言中引用的传主那句名言所说的一样：“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其决策总是难免有失误；任何一位伟大的研究者，其成果也总是难免有缺憾。谷老的研究也同样如此。
周銮书先生是谷老的学生，也是谷老50年代的助手。他回忆说：“无论是编讲稿还是写文章，他(按：指谷老)总是在搜集大量材料之后，才开始充分酝酿，有时如达摩面壁，久坐不动，反复思量。一旦贯通，即奋笔疾书，中途从不停顿。5000～10000字的论文，往往一天或一昼夜完工，可谓一气呵成。从来没有见过他边看边想、边想边写的情况，没有什么拼凑成文、草率成篇的事。”[14]已故左行培教授也是谷老的学生和助手，他回忆当年谷老应上海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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