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为自己初见谷老时内心冒出的失望而内疚。直到有一天得知，已故姚公骞教授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赠谷老一诗，第一句就是：“天生一副农民相。”心里才找到了平衡，说明对谷老有这第一印象的不仅仅是我一人，算不上是大不敬。

二

    谷老1907年2月2日出生于湖南湘潭乌石乡白竹坪塔塘。③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年后转入历史系。1933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此后受聘为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特约纂述与编辑，并在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协助主持“史学”副刊。1936年9月，离京赴津，到南开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兼任商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导师。1937年9月，随南开大学南迁长沙。

    从1930年由清华大学物理系转入历史系，到因日本侵占华北而南下，这是谷老步入史坛并初步奠定其在中国兵制史特别是南北朝隋唐时期兵制史研究地位的时期。而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因素之一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谷老自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受陈寅恪先生影响至深，“每当听陈先生讲课时，不独注意其传授知识，而是更多地注意其传授研究方法和经验。特别是陈先生当时写出关于《桃花源记》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重要论文，认真阅读后，受益大得不可估量。”[3]而陈寅恪先生当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因素之二是自己的最初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认可。1935年，也就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谷老的《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二文收入《二十五史补编》。这一事件被视为他“步人史坛”的标志。[4]前一因素带来的多为兴趣，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谷老将他的“断代史”研究即研究时代聚焦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后一因素带来的则多为自信，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谷老将他的“专门史”即研究方向集中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兵制特别是府兵制度。④这种研究方向的选择或确定的方式，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许多学者的学术经历中都可以看到。

    这一期间还有两件事情对于谷老日后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件事情是1934年春夏之交“中国史学研究会”的成立。谷老在为汤象龙先生《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所作的序中说：“我不能不回忆1934年春象龙同志和吴晗等发起成立的小小‘史学研究会’，最初人数不多，第一批会员只有十人，他(安：指汤象龙先生)任总务，吴晗和罗尔纲先后任编辑，我任文书。”由于这个“史学研究会”最早的成员只有十人，所以也称为十人史学小组，又因为参加者多为清华大学的青年学者，所以又称清华史学研究会，主要发起者是十人中年纪较小的汤象龙先生和吴晗先生，两人都出生于1909年，比罗尔纲先生小8岁，比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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