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教学，谷老的科研也大大突破了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他历数了自己在厦大五年所从事的研究课题：

转辗来到厦大以后，因原曾担任过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导师和《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的特约纂述与编辑，因此，这个时期除兵制史外，经济史研究自然成了我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后来，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促使我在学术研究上不得不与此相吻合，即求通，求博。因此，这时的成果，除《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再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辽金虬军史料试释》、《秦汉隋唐间的田制》、《明清时代之山西与山西票号》、《战国秦汉间的家业生产》等兵制、经济史论文外，其他专题非常之多，上起秦汉，下迄明清，各个断代，均无不涉及。政治史有如《宋代继承问题商榷》、《南北的和战关系》，民族史有如《东胡氏姓研究》，社会史有如《六朝门阀》，地理沿革有如《安史乱前的河北道》、《唐六典中地理纪述志疑》，版本目录学有如《廿二卷本云麓漫钞志疑》、《大清宣统政纪(草本)校记》，金石学有如《孝文吊比干墓文碑跋》等等。[6]

当然，谷老在这五年间更毋论在1933年至1949期间所撰写和发表的论文远远不止上面所列举的篇目，其研究的领域就“断代史”而言，上起秦汉，下迄明清；就“专门史”而言，包括政治史、民族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版本目录学、金石学等。周銮书先生或许比谷老自己说得更确切：“教学的范围有多广，研究的范围就有多广，其实研究的范围要更广泛得多。上逮远古，下至晚清，涉猎数千年。”

三

    从1949年10月到1966年6月间的谷老，经过了“八一”革命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近两年时间的学习，又先后担任了国立南昌大学一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南昌大学副校长，当选了江西省和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人大常委。文化大革命后直到1993年去世，谷老是江西大学的名誉校长。一位潜心教学和科研的学者，从此拥有了学者和官员的双重身份，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但谷老始终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回忆当时的情形：

    那时，我除了所管辖的日常工作以外，几乎每天都有会议或其他应酬，这是“八小时以内”的公事，尽心尽力做好，一点马虎不得。但“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则由我自己支配，即回到家里，闭户不出，伏案著述，长年如此。当时有些人对我不理解，甚至有些受“左”的思想影响的人，说我上班时无精打采地应付“社会主义的公事”，养精蓄锐后好下班回到家里精力充沛地种资本主义的“自留地”。我对此权当没听见，或视为无知可笑之至，不予理睬，只顾照做去做，心里感到非常踏实和无限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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