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国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

    在民国史专题研究论文方面，除了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明显降温外，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其他领域都有相当的进展，现分述如下。

    1．北洋时期。学界对北洋时期历史的研究重心仍是国民党的改组、国共两党合作与分裂、国民革命等领域，直接研究北洋时期北京政府与地方政权的文章并不多。

    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变，以往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主要从广东革命政府方面去考察，偏重于孙中山解决事变策略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内部对处理事件的分歧等问题，邱捷从清末及民国初年以来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特点的角度，认为有关事变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这场事变也许是商人团体同政府冲突的特殊事例。张洪武认为，事件主要由于广东革命政府加重税收，商团拒绝纳入革命政府体系所致。敖光旭认为，事件是中国国民革命直接汇入世界革命潮流所致，在卷入事件的各方中，共产国际是居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其通过事件成功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从而使商团事件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敖光旭还考察了广东商团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认为在广东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出现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1]

    北洋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军事格局、政治态势、外交关系变化甚快，罗志田从宏观上对此加以考察，认为北伐时期中国政治的主要区分和中外关注的重点是南北之争而非国共之争或国民党内部矛盾，当时的中国局势与列强政策均以混乱多变为特征，北伐前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快速而激烈，出现了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名义上仍居正统的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局势，而久居边陲的国民政府之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形成“有道伐无道”的态势。至于北伐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罗氏认为主要是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和南新北旧的社会认同，使北伐军获得南方民众的支持。对于北伐前期的中美关系，罗氏认为，是南京事件而不是“四·一二”及清党造成了美国政策的调整。罗氏的研究实际涉及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当时、当地的国内主要对立面与社会矛盾，从而提供了一个由小见大，从实际出发观察历史问题的例证。[2]

    1924至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难脱“左”与右的政治评判分析模式，多将视野定位在孙中山等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思想行动和“联俄容共”等政策和制度的确立过程，而忽视对社会下层和组织制度实际运作情形的考察。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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