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对事变的应对也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12]闻黎明研究了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认为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中途径，只是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但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13]
3．战后中国史。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中国前途的不同考量与抉择，是影响战后中国政局变化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汪朝光发表有《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政协会议及国共关系为中心的研究》、《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重要转折——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等文；[14]邓野发表有《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15]两人的研究有相同的论点，亦各有侧重。如汪朝光认为，1946年早春的政协会议开启了中国民主化进程，展现了和平建国的前景，中共曾经希望经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国民党囿于其一党专政的统治理念和自身执政的既得利益，对实行政协决议动摇反复，使国共两党间的疑虑经一度消解后重又加深，最终导致政协为中国打开的民主之门重又闭上，中国的前途最终只能交由战争决定。邓野认为，1944年9月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最高政治要求。联合政府的口号所要否定的是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所要争取的是改变旧有的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促成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抗战后期，日军的进攻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导致中共问题国际化，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决定了中共的政治优势，而预测中的苏军入华参战问题则制约着国民党的妥协程度。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
三、民国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及新进展
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进展也表现在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新课题的不断开拓上。关于国民党政权的性质，近来研究者将重心转向基层政权和相关的个案分析，如王奇生通过对战前以苏浙为主的国民党直控区省县政权党政关系的考察，认为国民党在中央实行的是以党统政模式，在地方实行的是党政分开的双重衙门体制。这一体制在实际运作中致使地方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势资源时起冲突。国民党中央在处理地方党政矛盾时，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由地方政府主控，致使党权在地方政治运作中日趋弱化。地方党政纠纷与党权低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加之战前国民党对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国民党最终只建立了一个脆弱的党治国家秩序。王奇生还通过1932—1933年发生的上海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个案的全方位动态“深描”，揭示了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引发了人们对国民党政权阶级基础的再思考。[16]钟声、唐森树在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党政关系时，也认为国民党处理党政关系的原则是以党治国，具体形式是中央以党统政，地方党政分开与合作，实行的是间接领导；国民党以党部不干预地方政治，换取地方承认中央；由于国民党党部直属中央，而地方政府是实力派，在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发生矛盾时，党部处于劣势而难有作为，反映出国民党统治缺乏坚实的基础。[17]王续添则撰文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民国时期地方主义的成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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