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其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存有较大的差异。制度层面上，国民党仿效列宁主义的办党经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系统，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忽视基层组织工作和党员吸纳机制的不健全、，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组织的内聚功能也并未增强。[3]对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杨天石认为这一概念形成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末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发端于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批判，对此，中共和国民党左派都发挥过作用。[4]杨奎松利用前苏联最新公布的档案资料，重新系统地考察了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发展变化的经过情形、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并以蒋介石为个案，考察其从“容共”、分共到反共的历程，认为蒋介石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5]王奇生则动态地揭示了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演变的复杂过程，指出1925年后，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发生变化，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结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者日多，使国民党人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从而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6]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与江浙资本家的关系，一直是民国史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王正华撰文探讨了自北伐开始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认为蒋介石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等机构，网罗上海工商金融界重要人士，掌握了沪宁地区财政，得以顺利筹款以济军饷，这也是蒋后来能够立足东南、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7]吴景平认为，1927年底成立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是蒋介石政权初建、政府结构未臻完备阶段的产物，其所发挥的作用是暂时性、过渡性的，但却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之间最初和最主要的中介环节，并使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磨合过程中得以维系。[8]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派反蒋势力基于反蒋的共同目标时有联合，但由于各自利益分歧，彼此之间也矛盾重重。由于近年来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阎锡山档案等原始资料的开放，使研究者可以对这段复杂的历史作更为深入的研究。曾业英在考察张学良“东北易帜”的过程后，认为其经历了从酝酿到最终实现的曲折过程，涉及中日两国三方的复杂关系，以往所谓东北易帜经过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仅是研究者主观臆测，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9]进金通过“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三个阶段系统地阐释扩大会议的经过，并跳脱国民党正统观的束缚，基于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将之定位为“另一个中央”；同时认为，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之所以决定助蒋，主要受到“东北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纠葛的影响，当张学良发觉“东北利益”可以和“国家统一”结合时，即毅然决定出兵助蒋，促成中原大战的提前落幕。[10]杨天石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庋藏《蒋介石日记》未刊稿，以1931年2月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事件为中心，深入探讨了“约法”之争及其对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关系的影响，认为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面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扩大会议”的“法治”要求，国民党主流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蒋介石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而胡汉民则坚持一贯主张，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及制定约法。蒋胡之争的结果是，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蒋胡“约法”之争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11]
在抗战历史方面，关于皖南事变的研究引人注目。杨奎松依据两岸已公开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认为国民党最终走向1941年的皖南事变，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只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想重新拾起军事“剿共”办法，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因此。就国民党而言，并没有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新四军军部的蓄谋，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就中共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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