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问题是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之一。梁尚贤以1923～1927年的广东农民运动为个案，考察了国民党与农民的关系，认为虽然国民党一再宣示扶助农民运动，而实际上广东农民运动自始至终遭到广东民团武装势力的打击和摧残。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中，引发和放纵土豪劣绅民团对农会和农民进行疯狂报复，结果因镇压农运而丢弃农民，深深地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祸根。[22]王先明、忻平等分析了县政建设、合作运动以及中共边区土地改革的社会影响。[23]

中共依靠农村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共与农村的关系早为研究者所重视，近来亦有新成果。王奇生以广东省为例，具体细致地考察了地方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应变和具体运作的情形，借此探讨该时期中共组织内部的构造，党员、党组织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以及党与农民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24]刘昶对以往缺乏研究的共产党在江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作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认为尽管共产党人在抗战前和抗战时并没有放弃在江南进行革命活动的努力，但成果并不显著，原因在于江南复杂的地权关系与社会关系，从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革命在别的地区，特别是华北农村取得了成功，并最终使中共取得了胜利。[25]

四、民国史研究动向的分析和展望

    从近年来的民国史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目前一些研究动向及发展趋势：第一，民国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政治史与外交史仍然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研究的薄弱环节正在被加强；经济史、社会史正在日渐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并将在未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新的开拓。第二，由于民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空白甚多，加之研究风气的转变，个案研究在目前的民国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取得了较大成绩；而个案研究的进展，对于民国史研究未来之宏观定位与把握有重要意义。第三，注重问题的讨论。众多研究虽以个案为出发点，但并不仅仅停留在叙述历史的层面，而是注重以小见大，提出问题并进行分析讨论，使个案研究兼有订正史实与探究问题之意义。第四，随着民国历史档案资料的日渐开放，利用新的历史资料研究民国历史，已为研究者所注意，尤其是海外所藏民国史资料被广为利用，对民国史研究是较大的推动因素。

尽管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民国史毕竟还是历史学中较为年轻的学科，仍有许多深入研究的余地，如在继续发掘与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开拓民国史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对民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加强与海外民国史研究者的交流等等方面，均大有可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国史研究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有更多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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