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立场不同的两大名人的论述可以看出，实行联邦制在当时是人们普遍认同的政治主张，梁启超更进而设计了君主立宪的蓝图。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各省纷纷独立，在中华民国的框架内建立起独立政权来。在这个时期，联邦制的主张依然盛行。最早将联邦制内容提到议案上要求实行的是山东省。山东省在宣布独立时向清廷提出议案，内有四条是：“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政体” ；“外官制、地方税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咨议局章程即为本省宪法，得自由改定之”；“本省有练兵保卫之自由”。除了山东之外，许多已经宣布独立的省份也纷纷参照各国宪法，制定了本省的约法以巩革命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贵州省制定的《贵州宪法大纲》，该大纲内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华民国国体为联邦共和国，贵州省则是省级邦国。而作为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法律依据的宪法— —《临时政府组织大纳》，其条文也充分体现了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设想。

辛亥革命一个月后孙中山发表《在巴黎的谈话》，谈话中说：

“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因中国省份过多，人种复杂之故。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得达此目的，则振兴商务，改良经济， 发掘天然矿产，则发达无穷。（3）”

孙中山于当年底回国后即着手推进国家政体的建设，一些独立省份的首脑也互相商议政体问题，倾向于联邦制。孙中山回国后在黄兴、宋教仁等人的支持下，改变了原来的设想，认为联邦制会削弱中央权力，助长军阀势力，于国家前途不利，因而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总统制政府，由政党和议会控制政府权力。但地方实力派代表胡汉民、李烈钧等人则坚持走联邦制的道路，认为只有各地方分权才能扼制北京袁世凯的独裁。这种对立在“二次革命”后转变为一致赞成或默认联邦制，因为袁世凯加强了集权专制，挤压地方军阀的政治空间，于是早先主张中央集权的进步党人不得不转向。理论上的转变最快，1914年5月，张东荪发表《民国国是论》一文，提出中国国家的政治基础在地方各省，如美国各州的地位，因而要在宪法上体现这种关系，划清中央与省的权限。而国民党的理论权威戴季陶则在《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一文中力主“中华民国非组织为联邦不可，”这篇文章可说是国民党内多数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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