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应，许多著名学者也提出了系统看法。胡适认为，用集权形式施行于最不适宜集权的中国，是军阀割据的根源，而依据省自治的联邦制才是打倒军阀的有力武器（6）。胡适的出发点是美好的，但逻辑错误，因为推行省自治的人必定是在位的省军阀头子，省军阀头子凑热闹赶潮流可以，真要制订一部宪法约束自己甚至推翻自己，就非常荒谬了， 这也是资产阶级学者们过于天真，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现实。此外如唐德昌也在《联省自治与现代之中国》一文中解释，他强调联省自治是巩固民主共和之成果，解决时局纠纷之良法，其实行之方式则与胡适的理论相差无几，认为依宪选省长则“中央不得位置其私人”，又可抑制派系，则南北一统易如反掌。（7）这都是过于乐观的见解了。林可彝独在《天坛宪法应该怎样改正》一文中指出一个事实：
“通常赞成联省自治的，多半以现在军阀，据土自雄，在势已无统一可望，不如利用趋势，听任各省自治， 以谋统一。（8）”
武育翰则在《联省自治与职业病》一文中奢望：
“如果湘省能闭关自治，推而至于联络他省，也都闭关自治，那么不去求统一自然也会统一了。…不如因省区已具有联邦之迹象，因势利导，由单一国一变而复合国，从联省自治这条路，来求和平的统一，我看到反是一个终南捷径哩！（9）”
“联省自治”几乎成了那时全国报刊讨论的唯一热门话题，在此背景下，全国工商界、教育界等八个团体在上海召开了“国是会论”，拟出了一个联邦制的宪法草案，并为其后曹锟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所部分采用，可惜由于曹锟贿选上任，因而其本身合法性即受质疑，因而曹政府颁布的宪法并未获得学者的承认与西南军阀的支持。
三．联省自治的实践过程
1920年，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率领湘军打败了倒行逆施不得人心的皖系张敬尧，重建湖南的革命政府。在胜利的新形势下，社会各界强烈要求湖南省自治，旅居京津的湘籍大佬熊希龄等人也倡议湖南自治。熊希龄并找到梁启超，委托染启超以极快的速度起草了一份《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草案》寄回长沙。在此形势下，谭延闿召集湖南官绅开会讨论省宪起草事宜，但有很大分歧。大多数人民所要求的，是公正、民主、反对军阀独裁的省宪和自治，而以谭延闿、赵恒惕为首的当权派则希望通过省宪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在全国造成一个割据的既成事实。双方冲突不断。年底湘军内讧，谭延闿辞职，赵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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