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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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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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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同堂》记载：清河汪氏丁极盛，有一支名汲（字葵田，号曙泉），迁居河下铁钉巷”。五世元孙汪衍祥：“请于官，为奏明圣旨，准旌其闾，钦赐七叶衍祥，给予‘五世同堂’匾”。
通过程、汪二人的婚姻，盐、典二业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与扬州的情形也很相似，正象一首《望江南百调》所描述的那样：“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３８）］。汪垂裕在河下杨天爵巷开质库［（３９）］，徽商程氏也有从事质库的。［（４０）］。
（二）徽商很注意交结官府要人，无论是在京缙绅、过往名士，还是现任大小官僚，无不与之过从。不少徽商都成了权贵们的入幕之宾，如袁枚在《随园诗话》卷７曾记录下这样一件趣事：
程鱼门多须纳妾，尹公子璞斋戏贺云：“莺转一声红袖近，长髯三尺老奴来”。文端公笑曰：“阿三诫打！”
程鱼门即徽商程晋芳，文端公是指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这段谐谑的插曲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已十分融洽。除了程晋芳以外，被称为“禺策中之铮铮者”的盐商程易，也与漕运总督铁氏、南河总督徐氏和淮关监督某公过从甚密。他曾与王勋辉、王绳武、徐临清、薛怀等为“五老会”，宴集于荻庄，备极一时之胜。这次耆绅雅集由漕运总督铁氏作序刻石以纪［（４１）］，远近传为佳话。
徽商殚思竭虑靠拢官僚，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并保护其专卖权益；而官僚则通过这种交往，获得许多经济上的实惠［（４２）］。徽商资本中就有一些来自官僚，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将之归纳为“官僚资本”［（４３）］。据《清实录》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七月乙酉条谕，河道总督白钟山“巧宦欺公，暗饱私囊”，“与盐商交结往来，以资财托其营运”，也就是将宦资都寄存在淮北盐商家中。据调查，淮北盐商程致中，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程氏女婿、清江浦典商汪绍衣，收存白钟山银四万两；另外，商人程容德和程迁益，各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代为营运”。
除了交结官僚外，徽商与清朝皇室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康熙、乾隆数度南巡，淮北盐商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如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过淮安时，“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４４）］。这些活动，就是由鹾商组织和策划的。当玄烨行至乌纱河，“有淮安绅衿百姓备万民宴，又盐场彩亭七座迎接”。随后康熙在淮安寻欢作乐，“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４５）］。有一次，在淮安漕运总督衙门行宫演戏十一出，“系择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４６）］。上述的程维高，就是盐务总商程增。他曾三次接驾，因供奉宸赏不遗余力，康熙御书“旌劳”二字赐之［（４７）］。又如，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春，弘历南巡过淮安，“盐宪谕诸商人自伏龙洞至南门外起造十里园亭，以获庄建行宫，开御宴”。据估计，这一工程需银三万，“因盐宪经纪稍后，诸商筹款未充，而为时甚促，遂寝其事”。但仍在“运河两岸周鹅黄步障，包荒中间，错落点缀亭台殿阁，间以林木花草。时在春末夏初，林花萱草牡丹芍药绣毯，一一争妍，由西门至于府前，家家舒锦悬灯，户户焚香燃烛”［（４８）］。为此，淮北众商纷纷得到嘉奖。总商程易，在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应诏入朝，参与“德叟宴”，赏赐内府珍奇宝物，享受四品京官的待遇［（４９）］。以布衣上交天子，成为远近歆羡的商界奇闻。
（三）作为出自“东南邹鲁”的阙里人家，徽商与文人学士的交游也相当引人注目。据黄钧宰的记载：山阳“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外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遂凿莲花。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５０）］。由于晚明清代数百年淮北盐商的不断经营，淮安河下园林名胜鳞次栉比，“南始伏龙洞，北抵钵乾山，东绕盐河五带约十数里，皆淮之胜境地”［（５１）］。竹歌画舫，游人骈集。
据山阳文人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自明嘉靖间迄至清代乾嘉时期，河下构筑园亭共有６５例。其中主要是盐商构筑的，尤其是程氏盐商为最多占三分之一强（计２４例）。另一位山阳人范一煦在《淮需小记》卷３指出：
吾邑程氏多园林。风衣之柳衣园、菰蒲曲、籍慎堂、二杞堂也，亭之曲江楼、云起阁、白华溪曲、涵清轩也，莼江之晚甘园也，亨诞人（名云龙，字亨街）之不夜亭也，圣则之斯美堂、ｌù＠⑤竹山房、可以园、紫来书屋也，研民之竹石山房也，溶泉之旭经堂也，蔼人之盟砚斋、茶话山房、咏歌吾庐也，曲江楼中有珠湖无尽意山房、三离晶舍、廓其有容之堂。
从园林规模上看，程退翁隐居石塘之中桥，买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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