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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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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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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道：“盐鹾事业尽尘沙，文酒芳名挂龄牙”［（９６）］。显而易见，乾嘉年间扶助风雅、宾朋酬唱的文人雅集，早已成了过眼烟云。
道光中叶的盐政变革，不仅使“富商巨室，均归销歇，甚者至无立锥地”［（１００）］。而且，对于其他阶层也有极大的影响。据王勤宸描述，“河下自盐务改票，贫民失业，生无以养，死无以葬”［（１０１）］。“游手骄民逃亡殆尽，……即不事盐策耕且读者，亦强半支绌，苟且图存。求如襄日繁富之一，邈然不可”［（１０２）］。
四、结语
（一）明弘治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以后，大批山、陕富民内徙淮、浙。在当时的淮、扬一带，西北贾客的势力相当之大。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年）前后，在扬州的西北盐商及其后裔多达五百余人［（１０３）］。而在淮安，早期河下盐商中也以山西商人势力最为雄厚。据《淮雨丛谈·考证类》记载：“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等［（１０４）］。其中的杜、阎、何、李诸姓，都是山、陕商人。但到万历前，徽商在两淮的势力逐渐增强，与山、陕富民比肩称雄，甚至超过了后者［（１０５）］。及至清代前期，在两淮和浙江，西北商贾的势力已完全无法与徽商相提并论。以雍乾嘉年间领衔捐输的两淮盐务总商来看，清一色的都是徽商［（１０６）］。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格局？是什么促使晋商步步后退，而徽商则得寸进尺呢？
从淮安河下徽商的研究中，我们首先看到，徽商的家族形态和商业组织，使它具有潜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程氏为例，它的家族支脉遍及浙、淮、扬三地，且以早期获得“商籍”的杭州为基地，逐渐向北面的扬州和淮安发展［（１０７）］。从淮、扬两地来看，许多人都是先从扬州发迹，然后才到淮安从事盐业经营。如淮北盐商程ｚｈí＠①⑦，“相传少年未遇时，流寓扬州，于委巷遇一妇，诘以所苦，告之。妇出白金二百，属以挂窝必获利。次日，扒银挂引，获利三倍，由是致富。再访此妇，门径俱荒，疑遇仙，为筑林下堂志其德”［（１０８）］。这一故事虽然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却折射出淮、扬两地盐商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揆诸史实，程量入是康熙年间扬州最为著名的盐务大总商，淮北盐务就由他的弟弟程量越接掌。另一徽商鲍志道，是乾嘉年间的盐商巨贾，每年行盐多达二十万引［（１０９）］，先后担任淮南总商长达二十年。他去世后，其子漱芳于嘉庆六年（１８０１）继任总商，八年（１８０３年）又兼理淮北盐务［（１１０）］。在扬州，两淮盐务官署中设有淮北商人会馆［（１１１）］。徽商家庭出身的大官僚曹文埴，子其，字六畲，业盐居扬州，“淮北人多赖之”［（１１２）］；程梦星、程晋芳诸人，在扬州、淮安两地都筑有园林或别墅，时常往返于两地，以联络宗乡戚友间的感情，促进专卖权益的发展。类似于此的徽商家族相当普遍［（１１３）］，而西商则并不多见。其次，从程氏占籍安东等地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徽商植根于广大的农村，形成了产、运、销一体的盐商组织。与此相比，山陕盐商则主要株守在各大城市［（１１４）］，这使得他们在与徽商的竞争中居于劣势。
（二）从程氏宗族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从明代后期直到清代前期，徽商程氏分支持续不断地迁入淮安河下一带。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且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对于徽州乡土习俗在当地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此，《淮安河下志》卷１《疆域》记载：
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典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阁阂之间，肩摩觳击，袂ｗěｉ＠①⑧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每当元旦元夕，社节花朝，端午中元，中秋ｘī＠①⑨腊，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锦绣幕天，竹歌聒耳，游赏几无虚日。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好行其德者，又复振贫济弱，日以任恤周济为怀，远近之挟寸长、求嘘植及茕独之夫，望风而趋，若龙鱼之走大壑，迹其繁盛，不啻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所叙述，猗欤盛哉！
乾隆时人阮葵生曾指出：“吾淮缙绅之家，皆守礼法，无背情逆理之举，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策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１１５）］。所谓“担策至淮，占籍牟利”，即指从事盐业、卜居城厢的徽商西贾。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在一个短时期内（明代中业迄至清代前期）持续不断地迁入湖嘴河下一带，形成了特别的社区。其乡土习俗首先经过当地屠酤儿的“尤而效之”［（１１６）］，很快便成了淮安一带的时髦风尚。
歙县“乡俗尚淫祀，每酷署，奉所谓都天神者，奔走骇汗，烦费无度”［（１１７）］。晚明清初，随首歙县程氏盐商大批徙居河下，该民俗经过某种变异也被移植到当地。据《淮安风俗志》记载：“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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