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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

时间:2009-7-24 13:51:10  来源:不详
一日午后,妇女以千百成群,由程公桥过河,先至花、茶巷、不准铺面开门。众妇都皆手持香火赶赴淮所求赏饭。大使林不面,众妇女率众至大厅,厅为柏木,众将香弃置厅内,一时火起,烟焰迷天,而香闻数里。又欲扑工房,林携印逃行,被众妇女攒殴,不知官印何时失散。城中闻之,协镇海德坤带兵弹压,两手出袖箭,众惧其舅,一哄而散。林次日……通详火烧衙署,失落官印,酿成巨案。大宪檄府拿人。河北拟敷人出应,王朝举时病垂危,愿承认,此后凡走盐成提费赡其家,当即被逮,一鞠而得。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场骚乱,显然是有组织的,很可就是由徽商怂恿而成的。因为改革首先关系到鹾商的切身利益,他们绝不希望盐运改道。如盐务总商程易“比盐务有改道之议,副使(按:程易曾为候补两淅盐运副使)力持不可,所活亿万人”[(82)]。从史料上看,徽商在多次盐务变革之前就都冒预先获得过消息。如道光年间淮南盐务首总黄潆泰在纲盐改票前夕前就预先得到通报,于是暗中卖掉根窝,逃过了一般商人所遭遇的破产厄运[(83)]。仪征在传闻盐课改归场灶,不再经由当场掣捆,于是“街市呼号,不约而会者千数人,奔赴县堂,齐声乞命,因而市井惊慌,铺面闭歇,日用货物不得流通”,“抢夺公行,民难安堵”。由陶澍的奏折中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由盐商和乡绅鼓动而造成的动乱[(84)]。

  嘉庆年间的这场动乱虽然不了了之,但却“伏下票盐一节”[(85)],成为道光中叶淮北纲盐改票的先声。道光十二年(1832年),淮北盐务疲弊已极,陶澍上疏改行票盐。在酝酿变革的过程中,出自淮北盐商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起了一定的作用。曹家原在淮北有许多根窝,而陶澍又是他的门生,推行票法颇有投鼠忌器的担心。后者曾派人试探曹氏心曲,曹振镛很痛快地表示:“恐有饿死之宰相家”[(86)],表示支持陶澍改革。当时,因两淮应交广储司银两无法交割,而由粤海关每年拔解盈年30万两充“广储司公用银”,道光皇帝大为震怒,取消了两淮盐政一职,并下令改革两淮盐法。因此,两淮盐务变革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曹氏是官场上老官僚,一向以善于揣摩帝王心理著称,他这种“大义灭亲”的举动,当然也是事出无奈。

  道光年间的纲盐改票,对淮北盐商的打击相当之大。原先,河下一带号称“小扬州”,早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邱huì@①⑥《过山阳县》诗就这样写道:“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在运河东岸,即指河下。及至清代,当地甲第连云,冠盖阂咽。所谓“生涯盐策富连鏖,甲第潭潭二百年”[(87)]。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盐商)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88)]。例如,著名的荻庄柳衣园,是淮北总商程氏的私家园亭,盐务极盛时,“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竹歌,殆无虚日”[(89)]。道光中期北鹾改道西坝,盐商失业,售拆此园,夷为平地。转眼之间,只剩老屋三椽,紫藤一树,令人叹息不已。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据山阳人黄钧宰描述:“自程氏败而诸商无一存者,城北井里萧条矣”[(90)]。于是,“里之华堂广厦,不转瞬间化为瓦砾之场;巷陌重经,溪迳几不可辨”[(91)],聚落景观与畴昔迥异,整个河下触目皆是圯墙、破寺和废圈。盐商既已困窘不堪,淮安河下夸奢斗富之习,大有力不从心之感。以元夕观灯视之,“淮、扬灯节最盛,鱼龙狮象家禽鸟螺蛤而外,凡农家渔樵百工技艺,各以新意象形为之,颇称精巧”[(92)]。道光中叶以后,虽然“火树银花,人影衣香,犹见升平景象”,但却因“盐务改票以来,商计式微,(而)不及从前繁丽”[(93)]。

  由于盐商衰落,河下的商业也骤然萧条了下来。淮安河下原本是“万商之渊”,“富有无堤,甲于诸镇”[(94)],由于富商大贾的纷至沓来,成了当时的一个金融中心。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以后,“河下钱铺约有三、四十家,大者三万、五万,本小者亦三、五千不等。上自清江、板闸以及淮城并各乡镇,每日银价俱到河下定,钱行人鼎盛,甲于他处。加以河工、关务漕务生意特输(殊),有利可图”,因此十分繁荣。起初河下银价每两仅900余文,道光初年略有上涨,但也不过1100-1200余文。纲盐改票后,因淮北实行场下挂号验赀之法,“板浦每年挂号银堆积如山,约有七、八百万,存分司库,故(淮安河下)银陡贵至二千二百零。咸丰八、九年价或落,乱后更贱至一千四百余文,而河下钱铺日见萧(条)淡泊”[(95)]。

  随着盐商的衰落,淮安河下的文风也骤然衰歇。王觐宸在《淮安河下志》卷6《园林》中指出:“河下繁盛,旧媲维场。园亭池沼相望林立,先哲名流提倡风雅,他乡贤士翕然景从,诗社文坛,盖极一时之盛”。纲盐改票以后,淮上诗社文坛,黯然失色。文人朱玉汝在《吊程氏柳衣、荻庄二废园》诗中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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