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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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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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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庚曾指出：“程氏，徽之旺族也，也由歙迁。凡数支，名功、亘、大、仁、武、鹤是也。国初（按：指清初）时业禺策者十三家”［（１１）］，“皆极豪富”［（１２）］，当时有“诸程争以盐策富”［（１３）］的说法。
河下徽商程氏行盐各有旗号，大多依族谱中的名号取名。据《讷庵杂著·五字店基址记》记载：“当时族人业盐居淮，有所谓公（功）字店、班字店、大字店者，皆就主人名字中略取其偏旁用之，如亘字店则用朝宣公宣字之半，吾家五字店，盖用慎吾公吾字之半也”［（１４）］。慎吾公是程量越的父亲，所以程量越“所居之宅，曰五字店，五字乃其旗号也”［（１５）］。此外，还有俭德店，“俭德，旗名店者”，为盐务总商程易的宅名［（１６）］。程世桂与其兄程云松“均习禺策，分行盐务，旗名观裕”［（１７）］。这一点也与扬州非常相似。据乾嘉时人林苏门记载：“扬州运盐之家，虽土著百年，而厮仆皆呼其旗名，曰某某店。故高门大屋，非店而亦曰店也”［（１８）］。淮安河下地名中，有五字店巷、仁字店巷、文字店巷和亘字巷等，大多是“徽商顿盐之所，巷因此得名”［（１９）］。
除了程氏以外，汪氏自尧仙公由徽迁淮，三世至隐园公卜居于相家湾路南［（２０）］。所谓尧仙公是清代著名官僚汪廷珍的曾祖父，“治家勤俭，赀产遂丰”［（２１）］，成为以盐业起家的ｃｕō＠①商大户［（２２）］。吴氏“先世分运食盐，以金家桥为马头”［（２３）］，也是河下的淮北盐商。此外，徽商曹氏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势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产业［（２４）］。
由于徽商的鳞集骈至，至康熙年间，河下一带徽商的人数已相当之多。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年）编审，因山阳历年水患，百姓逃亡，故缺丁１４９１３丁，缺丁银６４１７两。县令“以土著无丁可增，乃将淮城北寄居贸易人户及山西与徽州寄寓之人，编为附安仁一图”［（２５）］。其中的“徽州寄寓之人”，既有占籍安东或山阳的［（２６）］，还有的则仍占籍故土徽州［（２７）］。
二、徽商社会生活勾稽
（一）徽商之间呼朋引类，紧密结合，最具有地域商人集团的色彩。明人金声曾指出：“夫两邑（休、歙）人以业贾故，事其亲威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２８）］。歙人程朝聘，迁淮北安东，其子程增“移家山阳，使二弟学儒，而身懋迁，家遂饶。父族四，母族三，死而无归者毕葬焉，余皆定其居，使有常业，设义田、义学以养疏族人而聚教之。乡人叩门告请，未尝有难色，或急难以千金脱之”［（２９）］。这种乐善好施的义行，不仅仅圃于宗族内部。如盐务巨商程鉴，“振恤寒困，赴人之急如不及。山阳曹师圣官彭泽令，逋公帑数千，且得罪，鉴予金偿之。师圣卒，复为营葬事，周其遗孤”［（３０）］。此种济急周乏的乡党之谊，反映了徽商的群体意识。这从淮安会馆的设置过程中亦可窥其端倪。据《梓里待征录·建置记》载：“会馆之设，京师最盛，吾淮初未之闻也。当乾隆、嘉庆间生意鼎盛，而官、幕在淮者十居八、九，无一人创此事。后有新安人在质贸易，借灵王库馆地启房为新安义所”，“每当春日聚饮其中，以联乡谊”［（３１）］。此后才有各地商人踵起效尤。
徽商之间相互通婚，如汪氏侨寓清江浦数百年，家富百万，列典肆，“有质库在所居之南，曰字号萱，其息本乃太夫人钗钏之余，故曰萱字号，太夫人误呼之，遂有是名”［（３２）］。广厦千间，俗呼为“汪家大门”。主人汪已山好宾客，座上常满。广结名流，筑观复斋，“四方英豢彦毕至，投缟赠ｚｈù＠②无虚日”，与扬州的小玲珑山馆、康山草堂、天津的水西庄“后相辉映”［（３３）］。汪氏擅长书法，能作方丈字，“得率更笔意”，性喜好客。“吴门午节后，名优皆歇夏，汪则重资迓来，留至八月始归。此数十日之午后，辄布ｑú＠③ｓｈū＠④于广厦中，疏帘清蕈，茶瓜四列，座皆不速之客。歌声绕梁，竹簧迭奏，不啻神仙境也”［（３４）］。道光中叶，汪氏家中落，字号萱已闭歇，“其簿籍犹有以万金购之者”［（３５）］。因此，在其极盛时期，夸奢斗富的程度决不亚于淮、扬盐商。例如，他家的鳌山灯号称天下之冠，直到晚清时期当地人犹能津津乐道［（３６）］。汪氏与本地人不通婚姻，只跟淮安河下盐商程氏互为陈朱［（３７）］。其中，有一支迁往淮安河下。据《梓里待征录·奇闻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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