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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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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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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风,随地都有,然未有如淮安之甚者”[(118)]。一年之中,赛会次数不下十余次。其中,最重要的有都天会及东岳会。都天会又分为小都天和大都天(小都天庙在河下,大都天庙在河北)。都天会赛期在每年四月中、下旬,东岳会则必在五月初一,“与会者尽系商家,分米、钱、绸布各业,共有二十余业之多。每业皆各有执事全副,区别其业,则以某安胜会辨之”。如钱业曰文安,绸业曰普安等等,“一次所费,约数千金”[(119)]。
徽州风俗,婚礼专要闹房“炒新郎”,凡亲戚相识的,在住处所在闻知娶亲,就携了酒kē@⑥前来称庆,说话之间,名为祝颂,实半带笑耍,把新郎灌得烂醉方以为乐[(120)]。在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河下盐商社区,闹房风俗在乡里宗亲间盛行不衰。乾隆《淮安府志》的作者将此形容为“闹房喧谑,恶俗不堪”[(121)]。
不仅婚俗如此,其他的丧葬寿诞,也无不带有强烈的徽州乡土色彩。“淮俗祝寿吊丧最为劳攘,生辰虽非大庆,犹且仆仆往来,至丧事则讣者贸然而投,吊者亦率然而应”[(122)]。作为外来移民,徽州盐商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每逢生日“辄多招宾客,以为门庭光宠”[(123)]。甚至有十龄童,即开筵演戏,“有降伯氏、舅氏之尊而伛偻磬折其庭者,群饮谐谑,尤而效之。一日之间团于酒食,士农工商,废时失业”[(124)]。尤其特殊的是,“新安人子于父母已故,犹作冥寿,明灯彩筵,籍口祝嘏”[(125)]。这种情形,让淮安正统的乡绅甚感骇异。
由于河下一带五方杂处,豪商巨贾相互矜炫,奢侈之习蔚然成风,衣食住行,糜费日盛。明代中叶以前,“淮俗俭朴,士大夫夏一葛,冬裘,徒而行”。此后出现两人乘舆。到明末“通乘四轿,夏则轻纱为帷,冬则细绒作幔,一轿之费,半中人之产”。乾隆《山阳县志》卷4接着断言:“淮俗从来俭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显然,挟资千万的盐商富贾也是习俗嬗变的关键因素。
(1) 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 (2) 《明史》卷77《屯田》:“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诸淮商悉撒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 (3) 光绪《重修安东县志》卷3《建置》。 (4) 吴从道《安东》诗,见丁晏、王锡祺编《山阳诗征》卷7。 (5) 如歙人程必忠,明季始迁安东;程易,“世居歙之岑山渡,后迁淮,治盐业,遂占籍安东”;程增,“父自歙迁淮之涟邑(即安东)”。俱见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寓》,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据抄本复印。 (6)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37《职官六·解署》引嘉靖《盐法志。 (7) 光绪《重修山阳县志》卷4《盐课》:“国初淮北分司暨监掣并驻河下,群商亦萃居于此”。 (8) 光绪《重修安东县志》卷1《疆域》:“国初时盐法尤盛行,富商来邑占籍,著姓相望”。卷12《人物四·流寓》:“初,程氏以国初来邑占籍,代有令闻”。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寓》:“程朝宣,字辑侯,歙人也。父以信,故有业在安东。召朝宣代之,弗善也,去而业盐,与淮北诸商共事,不数年推为祭酒焉”。程朝宣因出赀助塞卯良口决口,安东人“感其义弗衰,为请占籍。程氏之占安东籍,自朝宣始也”。此后,淮安史志中出现的程氏,多为安东籍。程鉴“先世歙人,业盐,家于淮,后入安东籍,实住山阳河下也”。 (9) 光绪《续修甘泉县志》凡例。 (10)(15)(73)(79)(80)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5《第宅》 (11) 李元庚:《梓里待征录·奇闻记·淮北商人同姓十三家》。《梓里特征录》为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抄本,封面题作,“淮rú@⒇隅史”。 (12)(14)(31)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6《杂缀》。 (13)(29)(30)(47)(49)(65)(66)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寓》。 (16) 李元庚:《梓里待征录·逸事记·俭德店相》。 (17)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刊本,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藏)高咏轩条。 (18) 林苏门:《邗江三百吟》卷3《俗尚通行·运盐之家称店》,《邗江三百吟》为扬州市图书馆特藏部藏本。 (19)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2《巷陌》。 (20)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道宁堂条。 (21) 汪继光:《山阳汪文瑞公年谱》,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手抄本。 (22)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2《列女》汪士堂妻条:汪家“故业盐,号巨商”。另,范一煦:《淮rú@⒇小记》(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部藏本)卷4,汪廷珍“家世本业禺策,食指百余人”。 (23)(74)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梅花书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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