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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伎术官研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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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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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所谓“格式”，同程序、法度一样，不过是框框的同义语、僵死的代名词。宋徽宗改革画院，召试四方学艺之人，虽然提倡以诗入画，追求画面意境，可是仍然强调法度、注重师承。邓椿对于这次改革曾经加以记述：
图画院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多有不合而去者。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合，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之不合法度或无师承，故所作止众工之事，不能高也。[146]
这次改革并不尽如人意。
应当指出，讨论院画与文人画对画坛的影响大小并不意味着在二者之间进行价值对比。北宋院画家们，虽然不如士大夫们那样注重意境审美，却扬长避短并根据实际需要而发展了花鸟画、界画等画科。《画继》卷10说：
画院界作最工，专以新意相尚。
界作即界画，常以宫室、楼台、木屋作题材，用界笔直尺作画。界画要求画家一分一寸地去刻画，精工细琢，还要保持艺术的自然性，“比他画为难工”。[147]《画继》卷10载有这样一幅界画：
画一殿廊，金碧熀燿，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笔墨精微，有如此者。
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更是界画的杰出代表。
南宋的画坛情况与北宋有所不同，在专职绘画官中涌现出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等四大家，院画取文人画而代之成为画坛主流。对于这种现象，清朝的四库馆臣们有所论述：
和议既成以后，湖山歌舞，务在粉饰太平，于是仍仿宣和故事置御前画院，有待诏、祗候等官品。其所作即名为院画。当时如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等有四大家之称。……其初尚多宣和旧人，流派相传，各臻工妙。专门之艺，实非后人所及。”[148]
不难看出，宋代文人画由盛转衰、院画由衰转盛，这个变迁与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北宋政治局面相对稳定，为士大夫挥笔作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北宋君臣绝不会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以感情代替理智，将绘画末技纳入政治生活。整个说来，北宋君臣对图画院建设漠不关心。而从宋徽宗到南宋各代君主，其行径与其祖宗正好相反。他们将注意力更多地由政治转至绘画，置画院以粉饰太平。由此院画获得君主支持，由衰转盛。相反，由于南宋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战乱频仍。士大夫们置身于颠沛流离的生活之中，失去了挥笔作画的社会环境和恬适心境，故文人画由盛转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各类伎术官虽然情况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都没有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主要不应当责怪伎术官的平庸和无能，而应当归咎于宋朝实行的专制统治和推行的贱技政策。
余论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有以下三点需要着重指出。
第一，贱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由来已久，但到宋代才趋于浓厚。众所周知，“奇技淫巧”这个贬义词最早见于《尚书·泰誓》，《礼记·王制》更是声称：
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
如果说“奇技淫巧”之说还仅仅是对技艺本身的轻视，那么执技者“不与士齿”便是对技艺之士的歧视了。贱技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不过应当看到，宋代以前贱技思想还不严重。《论语》里有句名言：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149]
虽然将技艺贬称为“小道”，但又认为技艺“必有可观者”。这表明他虽有贱技思想，但还不太严重。至于司马迁，更是为方技之士立传，充分肯定并宣扬他们的业绩。此后，《汉书·艺文志》称：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后汉书·方术传》认为：方术“可以弘补时事”。直到唐代，士大夫还普遍地承认：技艺“有辅于教”。[150]难怪贱技思想严重的南宋学者林駉对唐代的某些重技现象不理解。他指责唐朝：
任用之际，无有区别：调马贱工鸣玉于缙绅之间（原注：《马周传》：王长通白明达本乐工，韦槃提斛斯政，本无他材，独解调马，今超受髙赏，与外庭朝会，鸣玉曵履，臣切耻之）；伎艺杂术滥进于翰苑之所（原注：唐翰林院有棋工、画工，皆待诏）；普思方士，玷名秘监（原注：《桓彦范传》云：俄墨敇以方士郑普思为秘书监，叶静能为国子祭酒。彦范言：不从）；朝恩蚕室，滥职国子（原注：《鱼朝恩传》：朝恩中人，为国子祭酒）；王毛仲特牧隶耳，至为开府（原注：本传：毛仲善牧马，后为开府仪同三司）；王叔文本棋工耳，得入户侍（原注：本传：叔文善棋，待诏，后得宠为戸部侍郎）。[151]
与唐代士大夫的看法相反，宋朝统治者大多认为，技艺“无补世教”。[152]他们对于各种技艺，几乎一一加以蔑视。北宋皇帝尽管都爱好书法，但他们仅仅是“以翰墨文字为乐”。[153]嗜好书法的宋太宗，就明确表示：书法“非帝王事业”。[154]程颢更是认为：练习写字不仅“徒废时日”，而且“于道便有妨处”。[155]爱好绘画的士大夫虽然不少，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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