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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伎术官研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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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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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工具，根本不是一门严肃的科学。
其次，与上述指导思想有关，宋朝统治者为了严格防范不逞之徒利用天文进行反叛活动，厉行“天文之禁”。因此，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焚毁天文图书，收缴观测仪器，捕杀天象观察者，以致天文学在社会上几乎失传；秘阁所藏天文图书束之高阁，秘而不宣，不准大臣借阅；天文观测资料，“除奏报御前外，并不许报诸处”；[106]对天文观察机构实行封闭式的管理制度，极其野蛮落后。沈括对此有所记述：
国朝置天文院，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司天监互相检察。每夜天文院具有无谪见云物祺祥及当夜星次，须令于皇城门未发前到禁中，门发后，司天监占状方到，以两司奏对勘，以防虚伪。[107]
沈括的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时间限制严，天文观察资料须天亮前上交，天文官没有时间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二是对正确的观察资料作错误的解释，这些天文官必须依据占书去胡乱附会天文变异。
事实上，宋代天文官未必能担负起天文学科学研究的重任。在两个天文观察机构中滥竽充数者大有人在。如宋太宗时司天监丞丁文杲“无他学，惟善射覆，太宗时以为娱。”[108]他无非是宋太宗的一名弄臣而已。沈括对其亲眼所见作过如实记录：
是时，司天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术者。[109]
南宋时期同样是“日官浅鄙”。[110]岳珂说：
近世清台占候，颇失其守。虽试造甚囏，多筌蹄之学，以故征应之验，视前世为疏。 [111]
通观两宋天文官的学术水平，洪迈认为是“殊愧汉、唐”，而他们的具体实践活动则是：“占测荒茫，几于可笑。”[112]换句话说，宋代天文官对天文学的发展贡献较小，我们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天文著述数量较少，水平偏低。据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里记载：“历算类三十家，七十五部”；“天文类二十家，三十部”。两者相加，共105部。这可以视为宋仁宗时期所藏唐代天文书的最高数额。李约瑟据《通志·艺文略》统计，绍兴二十年“天文学以及与此有关的书不下369部”。[113]这可以视为宋代天文藏书的最低数额。这个数额减去上述唐代天文图书，计261部。这大约是宋人所著天文书的最低数额。另据现存宋代书目，其中可以确考为天文官所著者只有16部，即：欧阳发《浑仪》、《元丰天文书》，韩显符《天文明鉴占》、《祥符星度》、《浑仪法要》，史序《乾坤宝典》，杨惟德《景祐乾象新书》、《景祐三式》、《太一福应集要》、周综《皇祐岳台晷景新书》、《皇祐星官》、宋行古《皇祐司辰星漏历》、邢中和《古今天文格子图》、季自正《星变图》、荆大声《二十四气中星日月宿度》、杨可《集会历》（两种）及18部历法约34部，占宋人所著书8分之1。当然这个比例很不准确，但它说明天文官的著述相对于其他天文学家来说太少了。此外，还应当看到，这些书籍学术水平不高。宋人早就指出：
星翁历人类多鄙浅，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学也。[114]
就今天来看，这些书籍有的是占书，有的是仪器使用说明，而真正研究天文变异及其规律的书籍实属少见。
第二，天文仪器因袭前代，改进较小。宋代的天文仪器，其制作者既有士大夫，也有天文官。现将天文官制作的仪器，择要列举如下。太平兴国浑仪，“司天监学生张思训作”，[115]“大率依仿一行之法”。[116]唯一的优点是以水银代水作动力，可以不受气候影响，但造价昂贵。此后，浑仪不用此法。至道元年浑仪，秋官正韩显符作，亦“本乎淳风、一行之遗法者。”[117]此后，在大中祥符三年，韩显符又重制浑仪。皇祐三年二月，周综、于渊等作新浑仪。熙宁、元丰年间也曾经作浑仪，所有这些都未能超过张思训太平兴国浑仪。[118]元祐浑仪，虽有天文官参加，但从构想到设计，均由苏颂及韩公廉二人承担。元祐浑仪合浑仪、侯仪、浑象三仪为一，以水作动力。这在机械发展史上是一项创举。但李约瑟认为，元祐浑仪精确度不高，“大致要五分钟才向前猛跳一次。工作一夜之后，误差恐怕不会小于2°，看来还不如用肉眼估计来得好。” [119]此外，还应当指出，它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120]南宋建立以后，虽然“更谋制作”浑仪，可是“已而不就”。其原因在于：
在廷诸臣罕通其制度者。
就连苏颂的儿子苏携“亦不能通”。[121]
第三，天文观察失误较大。洪迈对宋代天文官的观测水平做过这样的评论：
国朝星官历翁之伎，殊愧汉唐，故其占测荒茫，几于可笑。[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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