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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之间：明代两湖地区土著与流寓的矛盾与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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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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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带有强烈的文化心理色彩。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因而也成为华南一带显著的历史文化现象。由于有极强的族群意识，华南一带的客家人与土著之间的冲突更为尖锐，甚至发展到大规模的械斗。对于这些区域土客冲突的研究可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 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7－214,248－260页。黄志繁《国家认同与土客冲突——明清时期赣南的族群关系》，《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此前对两湖流民客户问题有所探讨的文章见张建民：《明代湖广人口变迁论》，《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本文对此多有参考。
[2] 同治《汉川县志》卷22，《杂记》。
[3] 道光《安陆县志》卷3，《疆里》。
[4] 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
[5] 同治《竹溪县志》卷12，《艺文》。
[6] 相关研究成果，仅就专著而言就有：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第六卷《清 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7]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8] 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9] 我们也注意到，在少数方志中并非如此界定客户，而是沿用当地传统习俗观念，将外来移民概称为客户，而不管其是否入籍。这类情况需要我们加以辨认。但大多数情况下，明代的客户主要是指未入籍者。
[10]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1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2，《湖广一》。
[12] 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260页。
[13] 杨睿：《题为议事疏》，《明经世文编》卷92。
[14] 嘉靖《沔阳州志》卷9，《食货志》。
[15] 万历《湖广总志》卷35，《风俗》。
[16] 万历《承天府志》卷6,《民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17] 光绪《沔阳州志》卷4，《食货志·户口》。
[18] 嘉靖《常德府志》卷6，《食货志·户口》。
[19] 同治《浏阳县志》卷2,《舆地》。
[20] 必须指出，客民并非是造成赋役不均的唯一原因。在两湖地区，远多于其他地区的王府庄田和卫所屯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大肆兼并土地，转嫁赋税，造成了两湖民户田赋负担加重、赋役不均。
[2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4，《湖广三》。
[22] 同治《攸县志》卷9，《户口》。
[23]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2，《湖广》。
[24] 同治《续修东湖县志》卷5，《疆域下·风俗》。
[25] 万历《承天府志》卷6,《风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26] 张建民：《明代湖广人口变迁论》，《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
[27] 丘睿：《江右民迁荆湖议》，《明经世文编》卷72。
[28] 吴桂芳：《条陈民瘼疏》，《明经世文编》卷342。
[29]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页。
[30] 嘉靖《沔阳州志》卷9，《食货志》。
[31] 光绪《黄梅县志》卷35，《艺文志》。
[32] 光绪《湘阴县图志》卷21，《赋役志》。
[33]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10页，第238-243页。
[34] 同治《大冶县志》卷4.《田赋志》。
[35] 光绪《京山县志》卷3,《赋役》。
[36] 光绪《孝感县志》卷21,《艺文志》；康熙《麻阳县志》卷1,《都甲》。
[37] 对于清代里甲制与保甲制的相互关系与演变，目前学界还众说纷纭。本人根据对两湖地区的研究发现，经过赋役改革，里甲逐渐由明初的集户籍管理、赋役征收、治安教化为一体的基层组织收缩蜕变为单一的赋税征收单位，它的各项职能被架空，所能做的仅是作为一种纳税单位而保留在册籍之中。而随着赋役的定额化、折银化以及自封投櫃等缴税方式的实施，保甲开始起到催征的作用，从而逐渐由以前单纯的治安联防组织扩展为集治安、编户、催征于一身的基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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