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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之间：明代两湖地区土著与流寓的矛盾与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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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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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就在于这些已垦耕田地却不承担赋役之客户，那么他们的户籍对于解决赋役不均现象是大有裨益的，即所谓“使客丁必登籍而复其常役，则口增而民徭之偏重可省也，湖田必税亩而修其常，则赋增而民租之积逋可杀也。如是则主不常贫，而客亦可以久富。”[30]
在流民客户附籍的同时，两湖地区在绅民的强烈呼吁下曾多次进行过清田均赋的举措。特别是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同时实行丈田均税运动，清出了许多隱漏之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客富主贫”及赋役不均的局面。至清初，这一活动仍在继续。在黄梅县，康熙年间邑令吴景恂在《均役碑记》中即云，丈田均役的目的在于：“察主户、客户苦乐之分，酌上地、中地、下地之差，折衷于差役、雇役之两法，剂其盈虚，权其缓急，安其土著而保聚其流移。”[31]
应该说随着客户的逐渐入籍，以及土地丈量的推行。主客之间因赋役不均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也就逐步得以缓和。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客户居久了自然也就土著化了。特别是到了清代，随着保甲制的推行，由于它是以维护地方治安为主旨，不似里甲编排要涉及田产赋税，其编查对象是辖区内所有的人户，因此不论土著、流寓，有无田产都一例编入，主客之间在户籍身份上更无差别。所以清代两湖方志中记载主客矛盾的内容渐少，诚如光绪《湘阴县图志》所言：“明世黄册尚有土著、客户之名，而税稍均矣，其后亦遂无主客之分焉。”[32]
四，由“主客之争”看明代户籍赋役制度之演进
户籍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一种人口统计方法，更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功能。对于明代中后期户籍赋役制度的变化，刘志伟根据广东的研究成果已经指出表现在赋役的折银化和定额化，以及赋役对象由人丁和土地的结合到以土地为唯一的征派对象。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里甲制中的“户”逐渐演变成一个单纯的税额登记单位。这也就导致了清代广东的图甲制实质上成为赋税征收系统[33] 。那么两湖地区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由两湖地区主客之争及其最后的平息我们发现，明代的户籍赋役制度经历了一个由户籍与赋役相结合到户籍与赋役相分离的过程，这其中赋役征派对象的转变是关键。明初设立的里甲户籍制度，其根本目的即在于向编户齐民征调赋税和征发徭役，所以户籍与赋役是紧密相连的、合二为一的，有身必有役。因此明初国家征派赋役的主要依据是赋役黄册（户籍），鱼鳞图册（地籍）只是作为一种佐证和参照。这种户籍赋役制度是与当时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也就是说，稳定的小农是里甲制的社会基础，载入黄册的土地是里甲制的经济基础。里甲制的稳定与否取决于农民与土地结合的紧密程度。
到了明中后期，随着吏治的腐败，赋役征派的加重，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的加剧，使得作为两湖地区里甲户的主户日益贫困，并逐步失去土地，于是人户与土地出现了分离，传统的里甲制也就难以维持。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大量存在地客户尽管占有大量的土地，但由于无籍而并不承担当地的赋役。因此主客之争表面上看来主要是由赋役不均所引起，其实背后隐藏的却是土地占有的日益不均，这才是矛盾的根源所在。
因而土地对于编排里甲、征发赋役的作用日显重要。所以自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之后，土地便成为征税的主要依据。而且在两湖地区，里甲的编排也逐步转向以田粮为主。如万历十年，大冶县知县吴仁即以每甲72石为准均粮。[34] 在清初，京山县：“（顺治年间）东十五里，五百石为里，五十石为甲；西十六里，三百三十石为里，三十三石为甲，一时有均平之称。”[35] 其他如孝感以56石5斗为一甲，565石为一里；麻阳以23石为一甲，230石为一里。[36] 这种以税粮为标准划分里甲的方法实际上也使清代两湖地区的里甲制性质发生变化，即逐步演变为一种征税的单位与符号。这种里甲性质的变异最终导致了清代里甲制向保甲制的嬗变[37] 。
由于保甲制下的户籍编审制度因与与赋役无关，所以老百姓也不至于过分躲避编查，人口隐匿现象相对于明代里甲制下大为减少。在湖南攸县，时人曾云：“核户口于往代（明），因赋而漏，因赋而耗，版籍适为空簿；校户口于今时（清），田赋自为田赋，户口自为户口，家给人口，粲乎隐隐各得其所。”[38] 正是由于户籍与赋役的分离，明代两湖地区突出的主客之间因有无户籍所导致的赋役不均在清代保甲制下也就不复存在。
注释
[1] 本文所论述的“主户”与“客户”仅就户籍制度而言。这里的“客户”不同于粤、闽、赣一带的“客家”，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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